我要讲的不是什么跟猪有关的故事，而是三十年前我还是青少年时在乡村生活的部分经历。多少年过去了，我的记忆力渐渐减弱，近期经历的事情常常转眼即忘，反倒是少时的印象历历在目，其中就包括杀猪过年这样的经过，早已深深印在脑海中。
进入腊月，我们那里的农村基本上家家户户要开始为过年做些准备，俗称办年货。越靠近春节，有几件主要年货肯定是要备齐的，像鱼类、肉类、豆腐、花生瓜子薯片等副食，还有糍粑等。这里单表年猪。
农村有农村的讲究。即便在同一个县域，风俗也有小小差异，素有“路隔三五里，一处一乡风”之说，但主要风俗和生活习惯还是雷同的。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秤年肉”。这“秤（买）年肉”意思是说在腊月二十六或之前，过年要吃的猪肉应该备妥，接下来该腌制的腌制，想做炸肉丸的就做炸肉丸，等等。过年的猪肉通常来自于杀年猪，那时年猪基本是家养的土猪。
年猪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乡镇每个月专门有一天是猪仔的集贸市场。农民在集市上买回猪仔，日常以米糠、剩饭为主喂养。自家米糠可能不够供应，还需要外购米糠，或者扯猪草，晒干后加工成粉给猪喂食。我上学时就干过扯猪草这活。家猪白天在房前屋后溜达、晒太阳，晚上就被赶进猪圈睡觉。如果猪仔是年头抓回来的，年底一般能长到两百斤左右，正好宰了过年。
农家猪以植物饲料日复一日地喂养长大，那猪肉吃起来特别香，远非现在以配方饲料喂养、几个月就长到几百斤的猪可比。我记得那时候农村黑猪多、白猪也不少，偶尔也见到花猪。这当中最受欢迎的是黑猪。有少数人是不吃白猪肉的，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身体感觉上确实对白猪肉有排斥。我的一位叔祖母就是如此，她年底买猪肉或吃猪肉之前一定要亲眼看过宰之前的猪，必须是一根杂毛都没有的纯黑猪，她才肯放心地买来吃。
农家猪是农民的一笔财产性收入。种庄稼即便收成好，也给农民带不来多少收入，因为卖价很低。那时候农民种粮食须卖一部分缴农业税（或称缴公粮），剩余粮食基本是留下来做口粮的，有时也不得不变卖一部分做家用。而养一头猪年底杀了除留少部分过年吃之外，往往能变出几百块钱的现金收入。这些收入用于平常的家用添置、人情往来，还有子女上学的学费等等。我读书的学杂费基本是靠卖猪的收入。
每到寒假，我总是帮母亲将自家喂养的猪送到镇上的食品厂屠宰。冬季白天短，要确保新鲜的猪肉在开市时能上肉摊的案板售卖，就得一大早将猪赶到食品厂去，食品厂屠宰生猪也是要预约、要排队的。我和母亲一般早上四点多就赶猪出门，走三四里路到镇上。家猪活动范围一般是在家庭及周边范围，陌生的地方它不愿意去。所以卖猪一个人可能应付不来，得两个人搭把手把它送过去。尤其路上如果碰到桥，猪会心生恐惧，四足抵地不肯前行。这时就得一个人在前面拉，另一个人在后面赶，赶过桥后猪就肯走了。
食品厂的屠夫壮汉居多，领头的却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子，我认得他名叫庆福（化名）。说起来庆福老汉还做过民办老师，我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还是他教的。不过，他教书真的是教的不怎么样，脾气比较暴躁，偶尔体罚学生。一般人揪小孩子的脸习惯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脸颊用力扭，庆福老师则喜欢用食指和中指的指关节同时夹住学生的脸颊扭，力度更大，让人感觉痛上加痛，因此学生们都很怕他。我实难将眼前这个红光满面的屠夫与曾经的人民教师这两个浑然不同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做屠夫收入好得多让他选择了改行，还是杀猪原本是他家传的手艺。可以肯定的是，庆福老汉做杀猪匠显然比做教师更成功。
庆福娴熟地指挥两三个壮汉七手八脚地将待宰的猪拖上石案，死死地按住，在猪凄厉的嘶叫声中，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头肥猪在几分钟内宰杀完毕。每当这时候我总觉得心惊胆颤，要么躲到门外，要么躲在角落别过脸，不忍也不敢直视。屠夫这个职业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起码内心要足够强大。想起“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老话，看着朝夕相对养了一年的猪被宰掉，我和母亲都觉得心里有点酸酸的。
接下来屠夫们将猪放在一大锅开水中浸泡，再倒挂在钩子上，用气筒从猪脚处切口打气，让猪膨胀起来。然后刮净猪毛，开肠破肚，将猪肉分成两大片放置。至于猪肠、猪心、猪腰、猪血等猪下水另外用桶装起，这些通常不卖（也卖不出好价钱），而是拿回家去打牙祭。
杀年猪的那天是一家人一年中难得改善伙食的时候。晚上，母亲将猪下水清洗干净，一锅炖了，一家大小围在桌上开心地吃起来。那可真是无上的美味，远远胜过平常偶尔吃到的炖鸡或者排骨。我们那里管这叫喝“猪晃子汤”。猪晃子汤外溢的香气甚至引来了村里的几条狗，在门口逡巡着不肯走。平常最凶的那条狗表现得最服帖，摇头摆尾地望着你，指望你赏它一段熟透的猪肠什么的。喝“猪晃子汤”我们那里很少独享，一般也会装一两碗送给左邻右舍一起分享。农村的乡情还是比较重的。
那时养猪对普通农村家庭蛮重要，尤其家庭妇女对自家的猪是有期望的。按习俗农历小年（我们那里腊月二十四是小年）那天晚上要点灶灯（也即祭灶），送灶神上天过年。之后还有一个俗称“炸猪槽”的选项，寓意希望自家的猪来年长的好。我记得母亲围着围裙戴着袖笼从灶台边走过来，点燃一小挂鞭炮扔进给猪喂食的槽（盆）中。听着鞭炮劈劈啪啪的响，再说上几句讨吉利的话，如“炮子响，猪儿长。日长千斤，夜长万两”云云。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或是好笑。这就是年，农村人心目中的年，包含了多少对来年的美好期盼。
参加了工作，尤其是在外地城市安家以后，我不再每年回老家过春节，有时甚至要几年才回去一次。城市里过年的年味与我少年时在乡村经历的年味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到春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从前在老家过年时的那些说不上有趣但又让人难以忘怀的习俗。
大概从十几年前开始，我回乡时不怎么能看到满地猪跑的情景，近几年就更加罕见了，村里的猪几乎绝迹了。原来，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每年春节期间像候鸟一样回来住一段时间，过完年又纷纷外出，村里平常留守的是老人和妇孺，田地很多都荒了。不种田的人家都是买粮食吃，没什么米糠用来喂猪。况且家猪的饲养成本高企，卖一头猪也赚不到什么钱。偶有人家喂一头猪，年底杀了很快就被几个亲友一分而空，不再有土猪肉上市销售。镇肉菜市场上充斥的都是外地运来的猪肉-来自饲料猪的肉，与大城市市场上的猪肉没有什么不同。本地几乎没人喂猪，没什么年猪可杀，食品厂日益门庭冷落趋于倒闭。至于当年的资深屠夫庆福老汉，也已过世多年。
杀年猪是越来越稀罕了，但年猪只是乡下年节的一个符号，同样渐行渐远的还有故老相传的许多习俗。城市化固然带来生活富足的一面，无疑也消磨了多少年来传承的观念和生活习惯。当祖辈父辈纷纷老去，青壮年离开家乡加入农民工或成为市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新生代日益接受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片土地上孕育的古老文明也在淡化甚至消失。民俗固然如此，那些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能好到哪里去？
岁月的年轮无情驶过。如果现在不做点什么，像杀年猪这种事儿，也许有一天终将成为传说。那就只有等到给儿孙讲故事的时候，说一回那过去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