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其人不通一句外语，却用文言文与人合译出百余部皇皇巨著，被誉为“译界之王”。林纾晚年遭逢所谓的“白话运动”，为存文言一脉，与胡适鲁迅等人论战。后文言式微，白话渐成主流，林纾高呼：“余口虽不能言，然余深知文言不可废！”
林纾口所不能言者是什么呢？我们在此作一番追问性地探讨，尽管这些内容未必是林纾所想。
在白话之前，文言是官方的书面的语言，中国古代的精神精髓都是通过它而得以传承。尽管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但文言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范围内是通行的，其地位犹如拉丁语之于中古欧洲。因此，我们可以说，文言，根植于东亚文明的灵魂深处，是东亚文化圈的母语。
我们提出了“母语”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之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Mother tongue”。母语，是指一个民族的第一语言。为什么语言成为了民族之母？
语言和民族，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语言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每天都在说，我们说话，我们说语言。即使在我们沉默的时候，语言从未离开过我们。
事情真的是这样？——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番这个怀疑本身是否经得起怀疑、是否成立？
——语言被我们说。语言果真被我们说？如果语言被我们说，那么，我们毫不犹疑地可以断定，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被我们天天利用的、用来传递信息表达意见的工具。这有什么可疑的吗？事情仿佛好像就是这般。
所以俗成的意见都在告诉我们，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是人类的表达工具。语言是工具，用来表达。一切仿佛无懈可击，毋庸置疑。
但是，我们却总会冷不丁的遭遇一个怀疑，如果说陈述是一种表达，或许还可以说得过去，可作为名词的语言，是否也是用来表达？一朵花被命名为“玫瑰”，在命名之际，是否存在表达作用？
或许，有人会率尔对曰：一朵花被命名为“玫瑰”，标明语言的工具性——贴标签。莎士比亚也是这么理解的——“一朵玫瑰花即使去掉它的名字也不会减少芬芳”（全凭记忆引用）。莎士比亚的意思代表了最多数人的意见，所谓名词，就是对事物事后贴上的便签。词与物，其实是脱节的。
词与物，词与物的脱节从什么时候开始？词与物的脱节恰恰在于我们将语言一厢情愿的当作一种表达和工具，恰恰在于我们认为语言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可以肆意向万物侵凌的一种工具。
语言，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语言，难道不是人所创造的吗？语言不是人创造的又是怎么出现的，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一种采集行为。所谓采集，就是采集物之本质。从何处采集？从存在之基础。任何一物得以存在，并不是可以孤零零的存在，而是它存在于此世界，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人的世界之中。
譬如说吧，杯子之为杯子，不是因为它单纯具备杯子属性，不是因为它徒具其型，而是因为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之中有人，人需要喝水，杯子方才是其所是。
我们对于杯子最初的命名，无论是Cup还是“杯子”，都不是一件率性而为的乱贴标签之举，而是从世界，从万物，从存在于世界的人出发而对杯子的本质进行采集而得来的结果。
语言就是从存在之根据之处进行对万物的采集。语言的本质就是命名。而命名是由人来完成的。可是，如此以来，我们岂不是最终还是确立了人之于物的优越地位，也就是人在命名，人在创造语言，人在给万物贴上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