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音社按】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明治维新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使日本从封建社会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如何认识明治维新，本文特从明治维新主要参与者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场成功的改革运动。本文整理自日本行政学泰斗片冈宽光教授所著《大隈重信传》，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一、推动明治维新的主体是下级贵族和中下级武士

明治维新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使日本从封建社会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完成明治维新不是靠一位超级领袖，而是依靠一个群体——一个由宫廷贵族和草莽志士组成的群体。借用大隈重信自己的话来说：“这个群体由全国各地青年中的翘楚组成。他们随着时局变幻积蓄力量，时而为敌时而为友，或为异己或为朋党，瞬息万变，顺应大势推进行动。其结果就成就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大隈侯昔日谭》）这个群体中的骨干人物是下级贵族和萨、长两藩的中下级武士。幕府末期，德川幕府虽为强弩之末，但表面上仍掌握着国家的实权，绝对不允许挑战自己的势力存在。处于京都的朝廷，虽然令幕府有所忌惮，但终究不是行使权力的主体。

该领域（政治领袖论）的权威，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将领导权分为两种情况：“交易型领导”（transactive保持现状的调整式理论）和“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ve超越现状的变革理论）。不过明治维新这场大变革的实现不是靠一位领导人而是靠一群领导人，这就很难用伯恩斯的这种二分论来解释了。首先，明治维新事前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准备，而是在瞬息万变的情势下，很多的偶然和必然夹杂在一起，环环相扣而逐一展开的。其次，在这场变革中，类似伯恩斯所说的“交易型领导”所采取的手段，如商谈、游说、周旋、联络、协议、交涉、奔走斡旋、妥协、交易等环节，不仅调节了维新领导群体内部的平衡，更体现在对外部的作用。所以说，伯恩斯的“二元论”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明治维新这场大变革。作为一位领袖个体，有时会在某些局面中发挥变革性的统率力，而在有些场合则通过协调来维持现状。恺撒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例子，古代中国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一样。通常情况下，领导力在最初阶段所起的作用“变革性”是非常突出的，随后会逐渐收敛退化，渐渐转为维护的“交易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区别是相对而言的。

哈佛大学教授罗纳德•海菲兹（Ronald A.Heifetz）也有一种理论，叫“相互作用”（interactive）。这个词将统率力定义为动员人们实现适应性变革。明治维新的统率力看似更适用于这种理论。但是在明治维新这种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势的变化，领导人物会经过一个大浪淘沙、聚散离合的过程，不同阶段主导时局的人物也是不断更替的。明治维新突出的特点是并不是依靠一位领袖，而是依靠一个领袖集体，这个集体还是前仆后继的，一个领导者倒下，另一个追随者又重新担负重任继续向前推进。明治维新表现出的这个特殊性，就算海菲兹的理论也无法解释清楚。

大隈重信说过“如果只有一位先觉者，是不能领导整个明治维新的”，明治维新 “并非是靠一位领袖的大脑策划而成功的”（《维新的前辈友人》）。他反复强调明治维新并不是依靠一位英雄完成的，而是众多英雄豪杰共同努力的结果。大隈还说：“所谓英雄人物的事业，就是普通人办不到，他却能做得到。”但是没有规定说英雄必须是一个人。这里所谓的“英雄豪杰”按照今天的说法就叫作“领袖人物”。 “领袖人物”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之间传入日本的，从那时起“领袖人物”的说法逐渐取代了古代人们常用的“英雄豪杰”这个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9世纪后期在其著作《英雄崇拜论》中写到，“英雄”这一概念逐渐被“领袖”一词取代，是时势使然。说到两个词的微妙差异, “英雄豪杰”给人一种已经功成名就之感，是过去完成时，而“领袖”却有一种还要继续成就大业的语感，是现在进行时。英雄和领袖虽是同义词，但鉴于它们语感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为：“英雄”是过去时的，而且功绩归属于某一位特定的人物；而“领袖”是现在时的，领袖也可以指一个领导集体。

二、明治维新的胜利是通过一个领导集团来实现的：明治维新领袖群像

要说到明治维新的领导群体中最大的英雄，当属西乡隆盛了。可是大隈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西乡在维新之初期阶段确实可以称为“英雄”，可是晚年的西乡已经变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头领，所以怎么也不能称其为“英雄”了。坂本龙马是促成“萨、长军事同盟”的重要推手之一，他曾对恩师胜海舟这样评价过西乡隆盛，他说西乡是“小力敲就轻声响，用力敲就大声响”（《冰川清话》），这句评价甚是有名。另一位促成“萨长同盟”的中冈慎太郎，对西乡的评价是“当世洛西之头号英雄”（送板垣退助宛书信）（参照第四章）。但是大隈在公开场合对西乡却是这样评价的：“他到底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领导力，我对此非常存疑。很不幸的是这种疑问后来变为了失望，失望之后又变成了一片痛心。”大隈的此番言论遭到了西乡崇拜者们的猛烈抨击，但这就是大隈当时的真实感受。因为在岩仓使节团外游欧美之时，留守新政府的核心领袖就是西乡，而配合西乡一起工作的辅佐性人物正是大隈重信（《西乡南洲》）。就算是再伟大的领导人，在某些时段或不同的场面时，也可能会束手束脚导致能力发挥不出来。大隈也曾在另外的场合感慨说过：“西乡是善于破坏的英雄，却不是善于建设的英雄。”在新政府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西乡只感到了惭愧，他不善于应对政府日常事务的运转中琐碎的事情。他是日本最后的武士，在最后时刻，西乡自己脱离了维新领袖的群体，举起了反对政府的大旗，一个悲剧英雄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武士时代最后的辉煌。

再说“明治维新三杰”的另一位英雄木户孝允，他在新政府中则是相当随心所欲。时而官居要职，时而退隐幕后，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大隈对他的评价是：“木户是一位才华横溢之人，为人直率洒脱。他擅长风花雪月，酷爱侃侃而谈，但骨子里是一位很正派、很认真的人。”由于木户有非凡的构想能力，所以成就维新大业，很多事情上都仰仗于他的筹谋。可惜的是，他体弱多病，因此时常蜗居在家。还有“维新三杰”的最后一位——大久保利通。据大隈所述，大久保忍耐力极强，喜怒不形于色。他既沉着冷静又沉默寡言，是个很善于倾听的人。据说他认定可以的事就绝对不改变，一定要排除万难把事情做成。他的兴趣是狩猎和下围棋，他通过下围棋取悦藩父岛津久光的故事曾一时传为美谈。关于岩仓具视，大隈评价他头脑敏锐、颇有才干、为人自信、辩才滔滔，而且有惊人的判断力。据说岩仓好吃，要想说服岩仓，须趁他饭前空腹之时为好。说到下围棋的水平，大久保和大隈对弈，大久保通常要胜两三个目，可是大久保却绝对赢不过岩仓。

大隈近距离接触过这些“英雄豪杰”，因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英雄豪杰就好比油画一般，油画远观气派十足，可是近看时则全是粗糙的笔触，凹凸不平，大有幻灭之感。同样的道理，如果仰视英雄，会觉得他无比伟岸，是整个时代精神的代表，可是近距离接触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和普通人并无二致。又好比观览山川一样，从远处仰望，风光旖旎，或巍峨耸立，或绵延千里。可是一旦登起山来，只见乱石嶙峋、洞穴密布、荆棘丛生，完全是另一番情景。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所说的“英雄”，也是来自普通人中的一员。他们同样有着喜怒哀乐，也有难舍一己私利之时，也同样怀揣着自我实现的梦想。但是“英雄”和“领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愿望是更高层次的，可以通过行使领导权得到充分的体现。

回到大隈重信身上，他是“维新三杰”领导人物之后的“后维新三杰”之一。在三杰去世之后，他作为接班人之一曾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角逐中败北下野。因此，对于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大隈的政敌之一山县有朋，对大隈的充沛精力、超强记忆力和雄辩之才深感佩服。还有涩泽荣一曾是追随德川庆喜居住在静冈的幕臣，他也曾谢绝明治新政府出仕为官的邀请，但是最后却经不住大隈三寸不烂之舌的再三劝说，成为了新政府的“租税正”（大藏省官僚）。他对大隈的评价是：“为人大度包容，做任何事时都怀有一种强烈信念，那就是‘没有我做不到的事’。但是有时也会夸大其词，把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一股脑揣进包袱之中，不是系包袱的绳子系不住，就是袋子会被撑破了。”总而言之，大隈也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涩泽荣一自叙传》）。五百旗头薰在他的著作《大隈重信和政党政治》（2002年）中，曾高度评价大隈重信的才干和能力，但同时也指出了大隈的缺点：“有时预想过于乐观，喜欢说大话，容易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领袖人物也是人，他们的性格中都免不了有矛盾和拧巴的地方，但他们在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真诚地拼尽了全部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最紧要关头，成就旁人所不能成就的伟业，从而被永载史册。他们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却又能发挥超越历史的能力，正因为他们并不是完人但却如此真实，才让人对他们有更亲近的感觉吧。

明治维新的胜利是通过一个领导集团来实现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也必定都是在为国奉献的这个过程中不断追求着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一个群体内的相互合作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扩大了个人实现自我的机会。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领袖们也和常人无异，他们之间不仅有协同、合作，还有嫉妒、猜疑、竞争和对立。只要追求自我实现，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争执和对立。极端情况下，还会发展为排挤和脱离。也正因为如此，维新领导群才闪耀着真实的人性化光彩。

三、谁都逃不过“统率力衰退法则”：改革者往往会成为开历史倒车者

再伟大的领袖，也不可能一生都保持完美状态。很多时候一开始是变革型的领导，但后来可能不再愿意改革，只是满足于通过调整来维持现状，最后还反而会转变为负能量保守主义的人，成了在历史上开倒车的人。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当上皇帝的恺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拿破仑也重蹈了这样的覆辙。还有齐桓公，他曾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霸主，听从贤相管仲之言，对外与近邻交好，对内实践民本思想，曾是一位贤明君主。可他成为霸主后，就一心追逐权力，变得昏庸腐化。管仲临死前，告诫齐桓公要远离三个佞臣，但是齐桓公不以为然，仍然继续宠信奸佞，终于落了个异常悲惨的结局。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们只顾争夺王位，弃其尸体于不顾，任由蛆虫啃噬。春秋时期的霸主不断轮换，就是因为这样的兴衰之事一直在重复上演。

统率力不断衰落的现象，被称为领导力的“衰退法则”。大隈就从藩主锅岛直正的身上发现了这种倾向。锅岛直正年纪轻轻就坐上藩主之位，他英明睿智，积极进行藩政改革，以“急进主义者”著称。但是后来遭遇失败，逐渐转为“渐进主义者”，最终变成了死守体制不思改革的“守旧主义者”（《大隈伯昔日谭》）。锅岛直正曾在水户藩的烈公（德川齐昭）影响下燃起了“尊王攘夷”的斗志，也和萨摩藩的岛津齐彬一样意识到了“开国”的重要性。但是也在同一时期，他又为儿子从熊本迎娶姬君公主，鲜明地竖起“佐幕派”的旗帜。这明显就是一个看不清方向、统率力在逐渐衰退的典型例子。

引起统率力“衰退”的原因可以总结成以下三点：第一，处在领袖的高位，就会逐渐滋生自满之心。这正应了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那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第二，领导力的基础会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陈旧，甚至与时代脱节；第三，领袖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失去锐气，很难维持住最初的那份强烈的动机。就算被伯恩斯分类到“变革型”范畴的领导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但是，只要领袖人物能够正确认识这些原因，努力不身陷其中，统率力“衰退法则”也有可能转换成“自我克服法则”。尤其是第一种，自满之心完全可以通过不断修身来克服。遇到第二种情况时可以抛弃陈旧的基础，通过重新摸索来确立新的领导基础。最难的是第三种，衰退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宿命，但是只要努力，还是有可能延迟“衰退”的发生。大隈重信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被排挤出了政府，带着对维新领导群的一丝留恋，他开辟出了政党政治家的新天地，并不断巩固这个新基础。他告别了“萨长剧”（藩阀政府），开辟了“国民剧”（民间人物）的新天地，成为了一位著名“国民领袖”。这就是成功地克服了 “衰退法则”的例子。通过自身的努力，他克服了自满的情绪，在80岁高龄时再度出任总理一职。但是，他确实又难以克服年龄的衰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战后管理国家的重重困难被迫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