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吴总监，请神容易送神难，我们十分清楚，我等学生在这里多被拘留一天，对国民就多刺激一天，倘若我等三十二人皆被尔等所杀，可以惊醒全中国四万万的人民，我们不走，我们要把你这个牢底坐穿。
参与五四游行示威的学生，被警察署拘留，经过蔡元培的多方奔走，政府终于同意释放他们。没想到，学生们却不愿意走，学生代表许德珩激愤地说了上面一番话。
这让我想起了谭嗣同英勇就义前的那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五四学生们，和当年的谭嗣同一样，都抱着一种“以死唤醒民心”的决绝。
很多人会说，为什么那个时代的青年，都那么有理想，有抱负，有爱国心，有责任心？能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能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
其实，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学生就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更具有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
一方面，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国屡次被从前视为蛮夷和低下的外国人打败，腐败和分裂的政府，长期的内战和落后崩溃的经济等……
另一方面，老师对青年们呢的教导，就是将来你们要成为国家的救星和希望。
所以，无论任何有损国家和文化自尊心的事，都会使中国学生比其他群体更加敏感。
并且，学生们作为能识字的少数人，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在公共事务上的特殊地位，于是救中国的使命，落在他们肩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也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和尝试政治改革，如罗素所说：
他们变成了改革家、革命家，而不是变成犬儒主义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快乐，全靠公共事务的进行。甚至即将被处死刑时，他们还可能比满意舒适的犬儒主义者，要感到更真实的快乐。
所以，他们能够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依旧“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