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民国历史，像蔡锷这样不党不群、不要地盘不拉军队的将军，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而偏偏就是这个只念国家、不念私人的将军，对中国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无须向他道歉，当然，他也从来无须向任何人道歉。
他是一个中国体育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运动员——不是说他的运动成就，而是他的人生遭遇：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彻大悟。
他就是刘翔。
在特定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又有谁，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呢？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那些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女生，才是真正充满魅力，能让他们为之动心的女生吧。
这固然是个看脸的时代，但能被永远记住的，肯定不仅仅是容颜。
1931年10月21日6点59分，爱迪生逝世三天之后，为了纪念他，美国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全部熄灯一分钟，连纽约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也熄灭了。在这一分钟里，美国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和汽油灯的时代。
是纪念他发明了电灯？还是纪念他普及了电灯？
都没关系，爱迪生配得上这样的纪念。
我们都希望科学发明是神圣而纯洁的，但有时候，它也需要从高高的雪山顶上走向人间。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其实同样非常可贵。
事实的真相，有时候就是索然无味的。
媒体和大众喜爱“孤独的天才”“快饿死的艺术家”，或者“与全世界作对的智者”这一类故事，即使这些故事并不全是真的。
那么问题来了：爱迪生应该只是“改良”了电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愿意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呢？
那是因为，爱迪生是第一个通过建立发电机和发电系统，真正把电灯商业化的人，他和他的团队，让千家万户的普通家庭用上了电灯。
于你，于我，于他，于她，世间又哪有什么完美的人？
曾经有人对“居里夫人”这个称呼有些愤愤不平。
因为玛丽·居里有自己的名字，在丈夫过世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很多荣誉，却一直还被称为“居里夫人”。
其实我倒觉得，在中文的这个语境下，“夫人”更多的是一种尊称，而不是代表婚姻的从属。
第一，中国不怕日本鲸吞，但怕对方蚕食。所以对日本不能节节败退，要主动实行全面抗战，不能让日军存在后方，要让其无暇消化占领区。
这一点，后来共产党的部队做到了。
第二，主动攻击在上海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再从北往南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常出现的灭亡一个朝代的打法），而是从上海开始，溯长江而上，从东往西打，从而中国可以利用沿江的山地和湖沼，消解日军在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做到了。蒋介石在1937年发动了惨烈的“淞沪会战”，结果日军的进攻路线真的因此改变了。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时间拖得越久，离胜利越近。
这一点，国民党军队后来也照做了。尤其是蒋百里的保定军校门生薛岳，指挥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会战，牢牢将日军钉死在这条线上。
蒋百里不断强调一点：和日本作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从这三点来看，后来抗日战争的态势，确实是按照蒋百里当初的判断发展的。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自始至终没有和日本有过媾和行为。当然，这也和蒋百里后来成为蒋介石的身边高参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