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颂大善不如积小德”。
在优越的家境中长大的孩子如果突然没有了家,就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真相。我寄居在亲戚家时,还被说成是要饭的。
我出生于浙江省的绍兴,那一带被称为东方威尼斯,附近还有著名的西湖。有许多外国人去那里,并且对那里赞不绝口,但在我们看来,那片景色有太多生活的粉饰,一点也不觉得感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粉饰吧。西湖那些都是清政府的园林,像西湖十景、三十六名迹、七十二胜景,全都有人工修凿的痕迹。松岛却完全没有这些,它被隔绝在人类历史之外。文人墨客都无法玷污它。据说连天才芭蕉也没能把松岛写成诗,不是吗?
这个医生治了两年,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之后就换了医生,找了更有名的医生。这次不再需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匪夷所思的东西。‘蟋蟀一对’还注明了‘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似乎这昆虫如果没了贞节也就没用了,续弦或是再嫁后就连做药的资格也没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可那位名医却坦然自若地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问我:‘这是前世造的某个业,古人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还有个办法,就是我的家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人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虽然这灵丹现在很难得,如果你想要我也可以让给你,还给你特别优惠的价格,一盒只要两块钱。如何?’我犹豫不决,没能立刻回答。病床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幽幽地摇了摇头。父亲似乎跟我一样对这位名医的处方绝望了。我无计可施,只能坐在父亲的枕边等着父亲离世。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败鼓皮丸,那都是什么玩意儿?根本就是恶毒的欺诈。而大声喊叫就能留住垂死病人的灵魂也是羞耻难堪的思想。再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就是胡扯。不过是一些厚颜无耻之人的搪塞之词。我不知道‘舌乃心之灵苗’是哪一位圣人君子的话,也不懂这是在说什么,完全就是死语。看啊,中国圣贤们的良言已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
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当作客厅里欢谈的装饰,其生命也就湮灭。它已不再是思想,而成为文字的游戏。
虽然学校没有生理课,但我们读了木版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后,终于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术。
有一点就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聚集了数百只羽色相同的鸟,看起来就会猥杂,或许就有了同类相轻的可笑心理;虽然我也努力想要对自己身为中国留学生、是被特别选派而来的秀才感到自豪,但被选中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我也难免心情失落。
我眼前总是会闪过自己少年时代的那三年,为了医好父亲的病而每天往返于当铺和药房柜台之间,相信被称为名医的骗子到处寻找平地木与原配蟋蟀的悲惨身影。失眠的夜晚,隐隐传入耳中的声音,是自己指望愚蠢的迷信,为了留住父亲的灵魂而在垂死的父亲枕边几乎喊破喉咙地叫着父亲的凄惨叫声。那就是中国民众的模样。如今也没有丝毫改变。圣贤的话被用作粉饰生活,对神仙的迷信流行于世,病人被兜售昂贵的破鼓皮丸而日渐衰弱。
我要暂时脱离这个留学生群体去生活。或许是因为自我厌恶,一看到自己吊儿郎当的面孔,我就羞愧悔恨得无地自容。啊,我想去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地方。我想要暂时远离东京,忘记一切,一个人专注地研究医学。
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吧,据说我是仙台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因此很受重视,这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哪怕是没有任何看点的鸟,如果单独停在一棵枯枝上,那它的姿态也不会太差,而漆黑的羽翼看起来也是熠熠生辉。
先生用他特有的缓慢语调,讲述了玄白等人在小冢原刑场解剖犯人尸体时的紧张与不安。最初的那次讲课,像是在暗示并激励我的前途,令我深受感动。如今,我前进的道路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仅此而已。我要成为中国的杉田玄白,燃起中国维新的狼烟。
我甚至在想,在今后的四五十年里,爱迪生的后继者们不断涌现,而世界被快乐充斥,一个超乎想象的悲惨地狱景象会不会就此展开。如果这是我的杞人忧天,那就太幸运了。
在不被人知晓的人生角落里,少说多做的默默的小善,不正是这个世界上珍贵的宝石吗?
这根本就不正常。另外,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个叫郭巨的男子非常贫穷,常为自己不能让老母吃饱饭而苦恼。郭巨有妻有子,孩子三岁。有一次,他的老母——三岁的孩子应该叫她奶奶——把自己碗里的吃的分给了三岁的孙子一点点,郭巨很惶恐。老母的饭本来就不够吃,现在自己三岁的孩子还要来抢她的饭,结果就变成他不得不把孩子给埋了。那本图画书上有这么一幅画:那个将被活埋的三岁小孩被郭巨的妻子抱在怀里咯咯笑,郭巨在旁边满头大汗地挖坑。自从看到那幅画以后,我就对自己的祖母敬而远之了。因为那时我家家境正渐渐贫穷,万一祖母给我吃个点心什么的,我父亲一惶恐就说‘不得不把这孩子给埋了’,岂不是很吓人吗?突然之间,我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
总是保持清醒才是文明的本质。要看穿伪善。拥有这种洞察力的人才能被称为有教养的人。
只要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中国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等大国。(晓评:遗憾的是,100年过去了,也只出现过一个鲁迅。)
摩西把他的同胞从奴隶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听到这些后,我不寒而栗。面对在埃及城市的贫民窟里过着喧嚣而怠惰的日子的百万同胞,笨嘴笨舌的摩西为了宣扬脱离埃及的理想而四处游说,反倒被大家视作麻烦。但他时而呵斥、时而劝慰、时而怒吼,总算带领着大家成功脱离了埃及。但在之后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却迷失在荒野里。脱离埃及追随摩西而来的百万同胞非但没有感谢摩西,还一个都不落地嘟嘟囔囔、诅咒摩西。他们说都是因为摩西多管闲事,情况才会变得这么凄惨,就算脱离了埃及也没有半点好事,啊,现在想起来还是在埃及的日子好,奴隶不奴隶的根本就无所谓,既能面包吃个够,肉锅里还咕嘟咕嘟地炖着鸭肉和葱。‘我们在埃及的土地上,坐在炖肉锅的旁边,在尽情享用面包至饱时,即使死于耶和华之手亦是甘愿。你带领我们来到这片旷野,我们全都会因饥饿而死。’他们破口大骂,毫无理智地发着牢骚。我联想到我们国家现在的民众,感到非常难受,因为实在听不下去这次的说教,就中途逃了出来,但因为感觉好寂寞,就赶到你这儿来了。绝望,不,绝望也是个令人生厌、故弄玄虚的词语。要说什么好呢?所谓民众,大致就是那样吧。”
我们从小就被中国的儒学先生们强迫背诵古圣贤的话到腻。而我们也被培育成了讨厌儒教的男子。
对本国国民的教化第一是要启发国民的精神。先治好肉体的疾病使其有了新生的希望,然后再精神教化,这种兜圈子的谋略一概不用。
但我记得第一次从周先生那里听到“一个国家的维新不能依靠西洋的实用科学,而应该致力于民众的初级教育,如果不先改造他们的精神就很难成就维新”,的确是在那个大雪的夜晚。
“一名男子的船只失事,被卷入汹涌的波涛中,后被拍打在海岸上。他拼命抓住了灯塔的窗沿。呀,真高兴!他刚要喊救命,但往窗内一看,只见守卫灯塔的夫妇正和他们的小女儿谦和而幸福地用着晚餐。啊,不行。男子瞬间犹豫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但立刻又有大浪打来,吞没了这个腼腆的遇难者,冲去了远方。我们先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事。遇难者已经不可能得救了,他被怒涛吞噬——也许那是一个暴风雪之夜——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当然,守卫灯塔的人也一无所知,他们一定正和乐地吃着饭。如果是暴风雪之夜,那就连月亮和星星也看不到这一切。结局就是谁也不知道。有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但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着谁都不知道的事实。而且,很多时候,谁都没有目睹到的发生在人生角落里的事实,才会像高贵的宝玉闪闪发光。而文艺就是利用天赋的奇妙触角去把这些找出来。
但对我来说,比起叛徒,那些围在一起看热闹的民众的蠢样更让我受不了。那就是现在中国民众的表情。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对现在的中国而言,重要的不是什么身体强健。那些看热闹的人不是个个都身体结实吗?我更加确信现在对他们来说,医学绝不是紧要的。要精神革新!要改善国民性!现在这个样子,中国将永远无法确立真正独立国家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