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历史，司马迁主要是根据秦国的历史记载《秦纪》等官方史料撰写的。秦始皇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近；秦昭王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较远。依据常理，到了司马迁的时代，有关秦始皇的史料远比秦昭王多。事实也确是如此，一部《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但远比秦本纪、中有关秦昭王的部分多得多，甚至比整个秦本纪、的量还多。但是，如果就《史记》中有关秦国外戚的纪事来看，秦昭王时代相当的多，秦始皇时代几乎没有，这就不能不说是非常奇怪了。

        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嬴异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太子继承人，是因为他投靠了楚系外戚，被华阳夫人收为养子的缘故。嬴异从邯郸回到咸阳，娶了韩夫人生下成蟜以后，尚在邯郸围城中的嬴政之所以没有被取而代之，也是靠的华阳夫人和楚系外戚的庇护。庄襄王即位，华阳夫人被尊为太后，威临国政，以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再次进入政权的中枢。

        嬴政十三岁即位以后，政权由华阳太后、夏太后和帝太后三位太后代理，楚、韩、赵三种外戚势力并立。三位太后三种外戚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仍然是华阳太后和她身后的楚系外戚。夏太后死去，经过成蟜之乱，韩系外戚衰落。嫪毐之乱后，帝太后被放逐，赵系外戚没落。这个时候，以华阳太后和昌平君为代表的楚系外戚达于顶峰。

        由此可见，从嬴政的出生一直到他成人，他一直生活在华阳太后的庇护和掌控之下。不仅他，连他父亲的政治生命，都掌握在以华阳太后为核心的楚系外戚手中，华阳太后和楚系外戚始终威临他的身后，成为他生存的基本环境。他在这种生存环境中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作如芒在背。这种如芒在背的滋味，是又爱又恨又怕，宛若儿童长期在长者的威压管教之下不得不自我压抑，强忍心中愤懑，一旦时机来临，将会一一发泄出来，反抗报复。

        华阳太后去世，在秦王政十七年，这一年，嬴政三十岁。昌平君熊启被放逐，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嬴政三十四岁。所以说，秦始皇直到三十岁以前，并没有真正掌权，也没有独裁专权的条件；他开始独断乾坤，是在三十四岁以后，这个时候，距离秦统一天下，只有短短的五年，他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最实实在在的功绩，都集中这一段时间。

        以昌平君熊启为首的楚系外戚，却因为昌平君反秦复楚，成为被牵连的乱党，秦国的罪人。在这桩牵连广泛的重大事件中，秦始皇的王后楚夫人和长子扶苏也在所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二十二岁行成人礼，开始亲政，二十三岁迎娶楚夫人。他的婚姻，由华阳太后一手包办，新夫人来自楚国，是华阳太后的亲属，昌平君的近亲，是楚系外戚挑选出来的一位新的[华阳夫人]。长子扶苏出生以后，上面有老太后的庇护，后面有楚夫人的爱护，左右有昌平君等楚系权势人物的支持，继承人的地位是早早就稳固成形了。

        然而，华阳太后过世，特别是昌平君反秦复楚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楚系外戚土崩瓦解，王后失势，扶苏失去了支持的基础，作为继承人的根基发生动摇。可以想见，在秦国王室和政府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当是又有一番激烈的争夺。也许，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秦始皇不得不将正式策立太子的事情搁置，留待将来再作定夺。从以后的事情发展来看，他看重扶苏的心情大概是没有改变，一直给予扶苏特别的机会和待遇，但是，他对扶苏的楚系背景始终心存忌讳：他与楚系外戚有说不清道不尽的恩怨，他对楚系外戚怀有强烈的戒备心，他担心扶苏即位后政权再一次落到楚系外戚的手中，又会引发政治上的震动。也许，这就是他迟迟不立太子，直到临终还在扶苏和胡亥间摇摆的重要原因？

        秦国政治中的这些忌讳，是秦始皇一生中难言的隐痛。秦国的史官，面对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大概只有隐瞒删除，语焉不详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史书中关于秦始皇的纪事，相当于在秦昭王的纪事中有意删掉了宣太后和魏冉等人，这就必然地留下了诸多的空白。秦始皇一生中诸多不可解的疑团，最古老的谜底之一应当就在这里。

        至于史书中为什么也没有留下有关秦始皇其他后宫的消息，历史侦探以为，这件事情，在楚系外戚的忌讳之外，应当还与焚书有关。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为了消灭六国人民对于故国的记忆，下令将各国的史书通通焚烧。在焚书的行动中，秦国的史书不在焚烧之列。我们已经讲到，秦王的夫人们来自各国的王室，有关她们的记载，都涉及六国的娘家，等于是一种别样形式的六国历史。也许，为了彻底地消除六国的历史记忆，秦政府不但将楚系外戚和后宫的纪录，也将其他后宫们的纪录作了删除，由此不再见于秦国史官的记载？

往事遥远迷茫，对于秦代的事情，百余年以后，司马迁已经是不清楚，何况两千年后的我们？

摘录来自: 李开元《秦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