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域老范，点击右上方“关注”，每天为你分享新疆奇趣历史文化，中考历史干货。
吐鲁番泥木俑中国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和哈和卓出土的俑雕塑。阿斯塔那和哈和卓位于吐鲁番城东南约40公里，火焰山南麓，高昌故城以北，是古高昌城里的贵族和居民的墓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墓群遭受俄、英、德、法、日人的多次盗掘，一些墓俑和文物散失国外1959～1975年，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古墓群中的456座墓进行发掘清理，同文书、绢画等一起出土了大量的成组的俑，时代为西晋至唐代，现藏新疆博物馆、吐鲁番文物保管所和新疆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泥木俑的题材和风格可分为3个时期：第1期，为晋至南北朝（公元3～6世纪初叶），即西晋屯田复置戊己校尉到高昌郡阶段。俑多木制，极少泥制。题材有人、猪、牛、牛车、马、驼、怪兽、鸟等。木俑用榫铆结构，手法朴拙粗犷，多不施彩，但能表现胡汉各族的容貌、服饰和身份等特征。第2期,为南北朝中期至初唐（公元6～7世纪中叶），即高昌王朝阶段。木俑与泥俑并存，出现草俑。除第1期的题材外,普遍出现木鸭，木猪减少,出现各种仪仗俑。木俑施彩,制作趋于精整。第3期，为盛唐至中唐（公元7世纪中叶～8世纪中叶）,即唐西州阶段。彩绘木俑之外，彩绘泥塑俑大量出现，还有木骨彩塑绢衣俑和极少的面俑。题材有成组的仪仗、乐舞百戏、 打马球、 劳动妇女以及高大的天王、武士、镇墓兽、十二生肖、牵马人牵驼人、马、驼等。第2～3期之际是吐鲁番泥木俑艺术的高峰,其中又以阿斯塔那张氏墓群出土者为最精美。俑的题材、安放位置，如仪仗俑放置于墓道南侧的龛内，和内地基本相同。
俑是殉葬的人形,它可以为主人作奴隶，作守卫。鸡豚可以供膳，狗马可以狩猎服乘。俑不仅是主人死后的服务者，还有供主人死后娱乐的乐舞俑、俳优俑。古代优人多以侏儒充当，所以《淮南子》说:“侏儒人之困慰者，人主以备乐。”最早的俑是以活人活畜充任的，那是奴隶社会野蛮残酷的一段历史，后来才代以木、泥、陶等作俑。
吐鲁番墓葬出土的俑塑,有人俑、代人木牌,牛、马、驼、猪、鸭俑，人俑中有武士俑、骑马俑、仪仗俑、驼夫马夫俑、劳作俑、乐舞俑、侍仆戏弄俑等，动物俑还有镇墓兽俑、生肖俑等。众多的随葬俑塑品是我国雕塑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广阔的文化背景反映了当时吐鲁番盆地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特别是出土俑塑中的戏弄俑所表演的杂技、独舞、马舞、狮子舞及歌舞戏、傀儡戏等丰富多样的艺术品种，为我们再现了古代西域五彩缤纷、百戏陈杂的表演艺术舞台，也为我们研究西域古代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和生动的物质实证。
一、杂技
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武周时期亦即唐代西州时期的顶竿倒立木俑，以头顶木竿和竿上单臂倒立童子的高难动作，为我们展示了当时西域杂技艺术的风采。
顶竿载人之术历史悠久，早于汉代就在中原流行。隋唐以来，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频繁，特别是吐鲁番地区历来以汉人为主体，还建立过汉人统治的王国。在这里的唐代墓葬出土顶竿倒立木俑和筋斗俑等杂技表演实物，就很难说是中原和西域谁影响了谁，这种在中原盛行的杂技艺术，也同样盛行于唐代西州的吐鲁番盆地，这是两地艺术互相交流、补充、融汇、创新，共同发展的最好的证明。
二、马舞
阿斯塔那336号基出土的马舞泥俑，马星白色，躯体中空，下露四肢如人足。骑者戴黑幞头，穿绿短衣，双手或作舞状或一手牵缰一手挥鞭。
这种马舞的表演，马腹下四肢，应为两位表演者的腿脚。据吴震在《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一文推测，可能是两人也可能是三人表演。若是三人,除一人骑在马上，另二人藏匿于马体内，如此俑所示。若由二人表演，则于马背穿一洞，前一人上身外露,下身置于马腹内，露出双腿作马的前腿。后一.个隐身马腹,两手臂附于前者腰际，这样可以应节踊舞，跳跃自如。由此可以认为二人表演的可能性甚大。
西域盛产良马，这种马舞游戏在民间是很盛行的。据记载，龟兹国每年元月都要进行斗牛马驼的表演，一连七天，观其胜负。在唐代宫廷，也出现过马舞表演，不过已不是由人妆扮表演，而是由训练有素的马进行表演。
吐鲁番基葬出土之白马舞泥俑，是由人妆扮表演，与中原之真马高空表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式。但西域是“天马”、“西极马”的产地，西域名马历来为中原帝王所喜爱。这些“嘶青云”、“腾昆仑”的天马，在龟兹曾被用来“斗马”，在乌孙也早有马舞表演，被运到中原王朝后，除了用于军事，还被选出一些驯化为舞马，就是很自然的了。西域“马舞”与中原“马舞”，有一定内在联系，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两者在似与不似之间。中原典籍的记载与吐鲁番出土马舞俑的联系与差异，是两地文化相互影响、创新发展的又一实证。
三、狮舞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狮舞泥俑，是由两人装扮而成。狮子的头部与身体是一个完整的躯壳，外表用篦状物压划出遍体披毛，狮头高昂,体下露出四肢，显然是两个扮演人的腿足。这只“缀毛为衣”的狮舞泥俑，是模拟民间演出的狮子舞，与流传至今的我国传统狮子舞，其造型和表演方式大致相同。
狮子舞盛行西域，传入中原后，最初在唐都长安表演狮子舞的“狮子郎”都是龟兹人。狮子和狮子舞无疑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历史典籍对中原表演的狮子舞基本形态的描述与吐鲁番出土的狮舞泥俑装扮和表演方式基本一致。中原盛行45是受西域十四五影响的结果，吐鲁番出土狮舞泥俑是中原和西域两地对一种艺术形式的认同并遥相呼应的一个脚注。
四、大面
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大面”舞泥俑，胡人面貌，连腮胡须，隆鼻，怒目，张口呼啸。穿窄袖白衣绿色战裙,足蹬皮靴，左腿下蹲，右腿向右侧斜伸作弓步。双臂向两侧悬伸，右臂斜伸右侧,左臂曲肘略向下倾，手中原握有物件现不存。从面貌和舞姿来看，此俑应是唐代伎乐中的“大面”。
“大面”又称“代面”，即面具之伎，也有以面部化妆代替面具的,此“大面”舞俑即是涂画脸谱不戴面具者。戴脸谱或画脸谱，可使面目狰狞威严，主要为了表现角色的勇武，以增加威慑力，强化戏剧效果。
唐代“大面”戏如《教坊记》所描述的那样：北齐兰陵王长恭，作战勇敢但貌美如妇人，自己感到不足以震慑敌人，就在作战时戴上凶猛的木制面具迎敌，于是大破周军。为了赞扬他的大智大勇，后人即以大面为舞。
“大面”是由西域传人中原的。但就唐代西州这个汉人政权统治和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方，也一定受到中原盛行“大面”影响，又结合本地浓厚的地方特色，而创制和表演“大面”舞，形成当地艺术品种，并留下了大面泥俑这一为后人讨论表演艺术时作为实证的宝贵遗存。
五、合生
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一男一女两个泥俑，男俑未见刊布，难见其貌状。据吴震先生记述，男俑着肥厚的白色(色彩有脱落)对衿长袍，左手作扶杖状，右臂自然前摆，步履蹒跚。此俑面部原涂为红色，黑须连鬓，醉眼朦胧，面若浮肿，似长期酬酒所致。女俑风帽较长，帽裙下垂紧围脖颈，上身赤裸涂为肉色，下系绿色长裙，左臂外露，示此裙已破。她右足前趋，左臂后摆，右臂屈时前振，通体传腰摆动状。此俑虽着女装，但脸部表情诙谐，唇上稍凸,隐约若有短髭而加以掩饰，显示由男性扮演女角，即“弄假妇人”。吴震先生为这组泥俑是表演唐代“合生"戏“踏摇娘"。
关于“踏摇娘”，根据崔令钦《教坊记》如下记载而来：“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鲍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酒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为之踏摇;以其称冤，故言苦;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
中原男扮女装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就有“妇人相对作优”，魏陈留王使小优作“江东妖妇”,南齐东昏侯“吹笙歌，作女儿子”，唐代更流行“弄假妇人"之形式，都是男扮女装。唐高祖时使五百余人皆衣妇人裙襦充散乐舞队，更是大规模的“男扮女装”。吐鲁番地区历来是汉人聚居地区,到唐代西州时期更是汉文化隆盛的时候，在墓葬中殉葬男扮女装之歌舞戏俑，是隋唐时代中原汉俗，完全符合当时西州的社会实际情况。
在中原都城，西城人唱合生是女扮旦、男扮生，把西域原本的表演形式再现于中原舞台；在西域吐鲁番地方，却是男扮女装演汉地合生“踏播娘”，把中原演此戏时“丈夫著夫人衣”、男女不同台的一种形式传到边疆西州。这种互相交流、互相渗透的文化现象源远流长，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六、木偶
阿斯塔那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一批木俑，都是绢衣彩绘的偶，即唐代傀儡戏的各色木制人物形象。
这些“雕木为戏”的木偶，无论男女的头部全用木雕，彩绘面目，胸部用木条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其中有男木偶头戴黑冠，穿黄色绢衣，系轩色腰带，白裤黑皮靴，表情有“滑稽戏调”,口歪目斜,眉飞色舞，逗笑嘲弄，丑角形象活灵活现显然，他们是正在表演歌舞戏的傀儡。
上述出土俑塑品，都具有鲜明的汉文化特色。这是因为，自西汉在高昌璧设戊已校尉以后，经高昌郡、高昌国和唐代西州时期的八百多年间，吐鲁番盆地基本上是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之下，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所以汉文化观念和文化艺术及礼仪习俗必然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主流。吐鲁番出土俑塑品如顶竿倒立木俑、白马舞泥俑、狮子舞泥俑、大面舞泥俑、踏摇娘泥俑及绢衣木偶等题材，都能在唐代文献中找到根据，并有相应的中原艺术形式与这些俑塑品相比照，从而梳理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线索。这些大量出土的唐墓俑塑品，以及这些俑塑品的中原汉文化特征，为研究我国雕塑史丧葬史、艺术史、文化史乃至对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边疆学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和素材。
参考资料：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王嵘著《西域文化的回声》
新疆教育出版社《简明新疆地方史读本》
百度百科
百度图片
作者介绍：西域老范，80后西域文化爱好者，资深中考历史研究者，专注新疆历史文化写作与中考历史教育干货，相信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