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专题和借鉴的经验：比如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发达的现代传媒取代了“讲故事的人”，事件信息以其惊人的数量与便捷的获取方式完成了对自身的祛魅，而现实事件的夸张和精彩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家的想象力。同时，过于靠近的时间影响了双眼的聚焦，经验的碎片化增加了整合叙事的难度。
在《炸裂志》中，阎连科是这样做的：他以写史的姿态面对当下经验，同时又把整个叙事通过“虚构”与“暴露虚构”的方式悬置起来。通过这种方式，阎连科人为地将经验对象疏离开去，从而以“非现实”的方式，对现实经验进行了某种抽象而生动的把握。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阎连科首先是通过全书的基本结构创意。翻开目录会发现，《炸裂志》一书还真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结构：开篇第一章赫然分为“主笔者说”、“编纂委员会名单”、“编纂大事记”三节，往后的章节也呈现为“人物篇”、“自然生态”、“政权”、“防卫事宜”等等的命名。然而，在方志传统体例的结构之下，阎连科铺展开的，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长篇小说故事。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文本完成了其对自身的逻辑颠覆。
在这之后，作者有意对故事自身的虚假性进行了揭破，从而在文本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拉开距离。空间上，小说对“炸裂”之外的地理坐标，有意识地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如将国家另外的超级都市虚化成“北都”、“南都”），而炸裂又显然是一个想象的所在，这就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被搁置在一个鲜活却源自想象的空间之内——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那样。
时间上，《炸裂志》的故事时间本来是具有真实性的（明显设置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之中），但在正文之后，作者却对小说的基本叙事进行了颠覆：正文中，升级为超级都市的炸裂在一次集体性的癫狂中走向毁灭，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等人也已经死亡，然而《炸裂志》的尾声部分中，孔明亮竟然又坐在市长的座位上焚烧掉了《炸裂志》的手稿。这种颠覆，是对文本时间线索的彻底否定，它相当于在小说最后明白地告诉读者：先前的叙事是出了错的！然而读者不可能知道那些线性行进的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出错的，也不可能就此将整个故事抛弃，因此只能将小说时间作为与现实时间平行的另一段时间来接受。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有意加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作者本人的真实信息兀然跳出——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甚至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还提到了北京的7·21暴雨。故事之外的极端真实，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对主干故事的推离作用：它把虚构的叙事向真实世界之外更远地推开。如同一副三角支架，把虚构撑离地面，使之能够折射现实、呼应现实，又不必被现实所束缚。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也算不得是阎连科的原创。“元小说”式的技巧来源于西方。这里的先锋小说家们早期的创作中，也早已进行过相关的实验。阎连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本意不在于实验，也无意于挑战文体的边界，而是要以“虚构”为跳板，去到更高、更抽象、更自由的维度上表现时代生活的精神实质。通过此种方式，《炸裂志》以结构疏离了逻辑，以逻辑疏离了空间时间，从而将故事整个隔离到了一个作家在稿纸上开辟并主宰的异次元世界之中，在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同时，又没有失掉现实生存的鲜活质感。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评价：《炸裂志》的叙事从“震惊”出发，如受惊的野马，脱缰而去。也可以说阎连科在叙述中更为自由，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或许也可以说，他的叙事要用更加狂怪、荒诞的展开，要用“震惊”的连环套，让小说人物有共工的模样。
文学评论家程德培评价：《炸裂志》以一种浓缩了的点试图揭示"高速发展"的悖谬和荒唐。拥抱苦难不是个轻松的姿态，它既是阎连科的方法论又是其世界观。阎连科的美学是一种偏执又激进的美学，它以一种令人迷恋的崇高挑战叙事的极限。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提醒我们应当直面我们不敢直面的现实，记住我们可能已经忘却的记忆。
苏州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王尧评价：阎连科以其“神实主义”打破了既有理论的分类和垄断，重新发现小说，于是有了《炸裂志》。这是“当代中国”的又一个隐喻，是阎连科的世界观和小说方法论。读懂《炸裂志》，便读懂阎连科，或许也读懂了当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