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带女儿去河堤散步。五月的微风吹得人甚是惬意，走过一家正在蒸粽子的小店，箬叶的清香迎面扑来。才惊觉时间如流水，一年又将过半，端午节已清晰可见，正站在时间轴上热切地挥舞着她的双手。
这家店一年四季都卖粽子，粽子已成为一些人的谋生手段，也让人们可以随时恣意地享受这一美食。买了一个豆沙粽给女儿，女儿吃得欢天喜地。我问女儿，好不好吃？她快乐地告诉我：“好吃极了，就像桔子软糖，Q弹，香甜。”
听到这话，我如同电击，久久呆立原地，不能动弹。女儿看出了我的异常，问我怎么了。我回过神来，爱抚着女儿的头说：“粽子像软糖，妈妈被你的话震撼到了。”
“妈妈，你是被我的糖衣炮弹给炸晕的吧。”女儿在我面前蹦跳着，又冷不丁地说了一句。我哈哈大笑，笑到眼泪都出来了。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向我涌来……
我们家原来租住在凌家祖屋一间很开阔的房间，说它开阔，是因为近40平的家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放了两张床，一张小方桌。
没有厨房，在屋檐下放了一个生火的炉子。也没有厕所，穿过上百米的羊肠小路，有一间公社的公共厕所。最怕冬天起夜，如同上刀山下火海般，要有种视死如归的勇气。
我们父母为了养家糊口，每日起早贪黑，孩子们都是放养式。隔壁住的是一对上海的知青夫妇，双方都在公社上班，他们家的孩子养尊处优，却也与我们一块玩耍。
小时候，只有富裕人家，到了端午节才有粽子吃。母亲，在端午节那天还要出工，早早起来，给我们一人煮一个盐鸭蛋，装在前一宿连夜赶制的红网兜里，挂在脖子上，就算是正式地过了一个端午节。
上海佬的孩子们却从不挂这种端午节的配件，还笑我们土气。他们每人扛一个粽子，到处炫耀。其实，我是不太爱吃粽子的。但上海佬做的粽子却格处引人注目，红豆与糯米相间的三角粽如同一颗颗钻石在端午的阳光下煜煜生辉。
我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手里的粽子，嘴上却说：“又不好吃，粘乎乎的，跟粑粑一样。”
“你是吃不到咧，所以才这样讲。你不晓得有多好吃，就跟桔子软糖一样，又弹又香又甜。”
像桔子软糖一样，又弹又香又甜，成功的打败了我。因为，我只吃过一分钱一个的硬梆梆的雪里松，桔子软糖是什么味道，应该是来自大上海吧，我不知道啊。
我开始软磨硬泡，跟他们交涉，我愿用我脖子上这颗硕大的咸鸭蛋换他们一个红豆粽子。一开始，他们不同意，说这么土的东西想换那么好吃的粽子，门都没有。后来，我就说，那两个蛋换一个粽子，行不。
他们觉得这买卖划算，欣然同意了。我从家里偷来剩下的仅有的两个蛋，（其实这是爸妈舍不得吃，留到晚上过节凑碗数用的）。在我焦急的等待中，把我家流油的蛋黄吃得满嘴都是，他们才带着我去他家拿粽子。
没成想，他们家做的粽子也是按人头做的，数量有限。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又失望，又难过，气得在他家大厅大哭打滚。后来，还是我姐劝了我回去。
母亲回到家，发现咸鸭蛋没了，也不恼，只当是被我们偷吃了。可隔壁的上海佬却登门送来了两个咸鸭蛋的钱，我只得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实情。
母亲将我搂在怀里，说：“马上就给你做。”于是，母亲洗了米，浸了红豆。拿了砍篾刀转身就进了山，一会儿功夫就抱回来一捆箬叶，洗洗涮涮一阵，娴熟地包捆，一串串翠绿的粽子很快在母亲的手中成形。
熬煮要费功夫，得煮一个晚上。母亲一个通宵都没睡安稳，我听到她时不时地爬起来去添薪加柴。端午节的次日，我终于吃上了那种软糯Q弹如桔子软糖的粽子。
我听到母亲跟父亲说，以后一定要按仪式来，省得孩子们去馋别人家的东西。生活的仪式感，成了母亲给我灌输的最伟大的理念之一。
那颗软糯香甜的粽子，总在有意无意间，直击我的灵魂，让我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