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翻开臧克家先生笔下的《说和做》，又重读闻一多先生那石破天惊的《最后一次演讲》，仿佛仍能看见红烛在暗夜里燃烧的微光，仍能听见惊雷在雾霭中炸响的余音。先生的“做了再说”是学者的沉潜，“说了就做”是战士的孤勇，跨越八十载光阴，这份赤诚依旧滚烫。
对于闻一多先生，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我的初中时代学习过臧克家先生的《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陌生是因为我没有系统地读过先生的著作。而当5年后我再一次阅读这篇文章，心中的感触不免又多了几分。
闻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从《唐诗杂论》到《楚辞校补》再到《古典新义》，每一部经典都凝结着先生半生的心血。闻一多先生在完成个人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保护了一大批我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精髓。除了对古代文献典籍进行研究外，闻先生对新诗也有很深的研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红烛》、《死水》，还有那读来令人泪目的《七子之歌》。
从臧克家先生的文章中不难看出闻先生是个言行一致、为人低调的人。“别人是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别人是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做了再说，这是一位学者的严谨态度；做了不说，这是一位老师的无私奉献；说了就做，这是一位爱国民主战士的铁血担当。诗人，学者，民主战士，这是多么耀眼的光环啊！可抛开这些耀眼的光环，闻先生和大多数民国文人一样，只是一名大学教授。他既不是解放军战士，也不是政府要员，他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地去抗议游行演讲呢？这个问题我在上初中时没有搞清楚。我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在读完《最后一次演讲》。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文人并不是软弱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头可断，血可流，国魂不可亡。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他和昆明的莘莘学子们一起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进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出大门！”这是何等豪气！
李公朴先生遇害后，闻一多先生明知自己身处险境，却依然带着数十名学子在街头演讲，这也是先生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先生没有选择避世，而是当街呵斥反动派特务。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遭遇暗杀，一名四十七岁的鲜活的生命，在一声枪响后戛然而止。赤子之心的生命，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倒下了。倒下的是先生的躯体，不倒的是先生的文人风骨。他笔下丰厚的著作，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在民族危急时刻为国奔走的精神食粮，《七子之歌》是先生对沦丧国土的深深眷恋。
闻先生曾为了搞学术目不窥园、废寝忘食，甚至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可比起这些丰厚的著作，更令人敬佩的是闻先生对待学术的态度和疾恶如仇的浩然正气，以及他那赤诚透明的爱国之心。他对祖国的热爱那么纯粹，那么干净，毫不掩饰。
在闻先生的高风亮节面前，不论我用多少次描述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令我遗憾的是，世人只听闻一多先生的一死，却未曾听闻一多先生的一生。先生用宝贵的生命为我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这一课值得我用一生去领悟。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就是像闻一多、李公朴、夏完淳这样的脊梁。八十载风云变幻，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对民族英雄的崇敬。闻一多先生笔下的红烛，曾在家国困顿之时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精神支撑。八十年后的今天，进入新时代，当代青年人心中的红烛也必定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