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新忧旧患：新法沦为党争工具
宋神宗征伐西夏，连续失败。失败让宋神宗很痛苦，但是有的史料说，宋神宗从此“息意征伐”，不想再打仗了，却不是事实。史书上这么写，实际上和司马光《资治通鉴》里采信汉武帝不可信的“罪己诏”是一个逻辑，是对皇帝的一种美化：这个皇帝发动战争是不好，但至少他临终前知道错了，是想给人这么一个印象。
实际上，从后来宋神宗给前线带兵的宦官的诏书看，他脑子里仍然不断有关于如何征伐西夏的奇思妙想，脑洞很大，可行性极低，从这点说他倒是有点像隋炀帝。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让大量大宋子民避免了再去西夏白白送死，终于不必唱“无向西夏浪死歌”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子就会好起来。
废止新法，打击新党
富国、害民、没能强兵的新法，合法性是岌岌可危的，神宗去世，废止新法的运动，就波翻浪涌了。
即位的宋哲宗才九岁，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不喜欢新法，于是立刻起用了反对新法的司马光，这时候司马光已经成了旧党的精神标杆了。
司马光回到东京汴梁，第二天参加朝会的时候，被宫殿卫士认出来了，卫士们兴奋地交头接耳：“这就是司马相公！”“相公”是宋朝人对宰相或者前任宰相的尊称，司马光此前并未做过宰相，说明此时他已经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精神宰相了。
朝会结束，在司马光返回住所的路上，“司马光回来了”的消息就已经全城传开了。大街两旁聚集了无数民众，口中高呼：“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您别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拯救我们老百姓！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变法以来，百姓被虐得有多惨。其实大多数百姓也不知道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说了这是个反对新法的人，就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
于是，废除新法、打击新党的各项举措，迅速展开。
司马光很聪明地定了两个调：
一是强调这些年来，是王安石等人在推行新法，是王安石变法而不是宋神宗变法，宋神宗只是被蒙蔽了。其实王安石熙宁九年（1076年）就离开政坛了，之后八年时间，神宗一直坚定推行新法。可见虽然新法的方案主要是王安石拟的，但新法能够推行，主导力量还是神宗本人。这一点对当时的高级官员来说，大概都是心知肚明的，但这时就是要强调是王安石变法，这才好减少废止新法的阻力。
二是强调废止新法，是高太后“以母改子”，而不是宋哲宗“以子改父”，不是宋哲宗作为儿子废止父亲的做法，而是高太后作为妈妈改正儿子的错误。这是很经典的儒家把政治家族伦理化的思维——不违背孝道，才有足够的正当性。
其实当时不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有比例不低的温和派。温和派的特点是对事不对人，不因为政见不同，就彻底否定对方的人格；还有承认有些问题上，新法、旧法各有优劣。但是斗着斗着，局面就失控了，成了非常惨烈的党争。
为什么会这样？
一来是任何斗争，总归是极端派的声量比较大。
二来是王安石的新法，很多都是全新的思路，按照新思路运作的行政体系，也运转了十六年了。这十六年里发展壮大的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壁垒比较分明。这和当初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时候，倡导者和反对者的关系千丝万缕不一样，那时候不太容易撕破脸。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撕就撕了。
三来我们说王安石变法或者说熙丰新法，总体上是失败了，但单看富国这一项指标是成功的。这时候，大宋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外患。外部有稳定的大环境，国库里有内斗的本钱，那就斗呗。
于是就有人放大招了。这事的内幕是说不清了，反正出现了这种说法：新党当中有人指责，太皇太后高氏曾经想立自己二儿子，也就是神宗的弟弟赵颢当皇帝，不让宋哲宗即位。幸亏新党的几位宰执力保，哲宗才顺利即位。
这事，到底是“高太后并没有这个想法，是新党在诬陷太后”，还是“新党并没有这么说，是旧党在诬陷新党”，很难说清了。但我们要知道，皇权下的斗争，这张牌被揭开了，就意味着没有缓和余地了。
这之后，什么青苗钱到底应不应该放、差役法好还是免役法好之类的争论，这些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高级官员来说，已经全部是次要问题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你是否支持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结果是高太后赢了。到南宋之后，旧党彻底赢了，于是最后宋朝正史的官方定性是：高太后被诬陷了，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切都回到祖宗之法的正轨上来了；高太后是“女中尧舜”，因为当时哲宗年号是元祐，所以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年间得势的官员，后来被尊称为“元祐大臣”。
实际上元祐年间，旧党对新党的迫害，是远远要超过宋神宗时代新党对旧党的打压的。神宗时代，司马光在洛阳修《资治通鉴》，科研经费还是朝廷给的，司马光身边有个圈子，一直在批判新法，新党也不计较：你别到朝廷里来说就行了。乌台诗案，苏轼是被整得很惨，但包括新党的一些人物，也都愿意对他施以援手。元祐年间，新党的大臣蔡确，也是因为几首诗被捕风捉影瞎解释，认为影射高太后要当武则天，最后蔡确可是真的被整死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旧党的为人比新党要坏，而是神宗时代，神宗的权力是稳固的，皇权稳固的时代，各种斗争就容易缓和；而元祐年间，不管是垂帘的太后还是宝座上的小皇帝，其实权力都不是那么稳，所以斗起来就收不住了。
恢复新法，起用新党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
“绍”是接续的意思。“圣”呢？显然不会指被旧党誉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无疑指的就是先帝神宗，也就是宋哲宗表态了，要继承先帝的做法。
这八年里，宋哲宗一直活得很压抑。得势的旧党官员，他们团结在太皇太后周围，对小皇帝也不是很恭敬。奏事都是奔着高太后去的，皇帝开口，有时甚至无人接话，出现冷场的情况，所以后来皇帝干脆就不说话了。
还有这样的对话。高太后问：“这件事皇帝你怎么看？”哲宗答：“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您都安排好了，臣还说什么呢？
有个小细节：小皇帝留着一张旧桌子不肯换新的，人问，就说：“是爹爹用底。”这些年里，不怎么说话的小皇帝心里藏着多少狂风骤雨，不说也感受得到。一旦皇帝亲政，风要往哪边吹，预测起来毫无难度。
果然，高太后一去世，哲宗就开始打听，新党还有哪些人物可用。旧党还想挽回一下局面，执政的苏辙去给哲宗讲故事：当年，汉武帝的晚年的政策很残酷，儿子汉昭帝都改了，汉昭帝做得对。意思是你也要学习汉昭帝啊。结果宋哲宗勃然大怒，你怎么可以把先帝比作汉武帝呢！——汉武帝在宋朝人心目中，绝对是负面形象。
于是，苏辙被赶出了朝廷，其余旧党官员也纷纷靠边。元祐初年被赶出朝廷的新党，很多人都回来了。最引人瞩目的，是章惇再次入朝，拜为宰相。
章惇这人很有意思，相貌英俊，性格强毅，才华过人，博闻强识，胆大妄为。章惇和苏轼曾经关系很好，有一个著名的带预言意味的故事是：章惇与苏轼都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经一起出游。章惇请苏轼过独木桥在万仞绝壁上题字，苏轼不敢。章惇非常从容地过了独木桥，又把一根绳子，一端系在树上，另一端系在腰间，他就下了悬崖，在石壁上写下一行大字：“苏轼章惇来游。”
章惇回到苏轼身边后，神色淡然，苏轼拍着他的背说：“将来你一定能够杀人。”理由是能拿自己的性命做无谓冒险的人，一定也不会顾惜别人的性命。
章惇这次回来后的所作所为，似乎印证了苏轼的预言。
高太后曾经不想让宋哲宗继位当皇帝的事又被翻出来了。这时，高太后已经不在了，但是如果这事属实，对当年太后身边的人，就要往死里整了。
不过这个案子最后没做实，据说章惇连追废高太后的诏书都拟好了，最后关头还是被宋哲宗拦下来了。但这个案子不必做实，单是相关争议，就足以让旧党气焰消散，人人自危了。
章惇又高调宣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办，事无急于此！”司马光是奸臣，一定要彻底否定，这事办成了：司马光被追夺了赠官和谥号，当年哲宗亲笔题写碑额的神道碑也被推倒在地。甚至于，要不要掘开司马光的墓，劈开司马光的棺材，也被相当认真地提上议事日程。对比当初王安石去世，司马光唯恐小人议论批评王安石，抢着由官方先对王安石做出正面评价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
总之，打击的对象迅速开始扩大化。旧党的中坚力量要打击，旧党中比较温和的边缘人物也要打击，新党中批判旧党不够积极，显得立场不够坚定的一样要打击。史书上说，“元祐旧臣无一得免者矣”。
章惇这个人在《宋史》里是入了《奸臣传》的，但是，应该承认，章惇能力很强，是个很能办事的。他做宰相期间，和西夏作战取得大胜。哲宗时代，战略规划有雄心但很务实，结果打出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重创了西夏军队。
所以，干脆让新党这么得势下去，局势也未必特别糟。但问题是宋哲宗只活了二十五岁，就驾崩了，哲宗的弟弟端王，也就是宋徽宗即位。据说章惇是反对宋徽宗即位的，甚至直接对太后说了一句非常要命的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章惇直说了，他没资格做皇帝。
这事真假存疑，反正端王就是君天下了，章惇被赶出了朝廷。总之，宋神宗驾崩后的大宋政局，就是新党、旧党不停地翻煎饼，轮流上台，互相拆台，整起人来没完没了。
新法旧法，变来变去
讲宋神宗时代，是在讲新法、旧法；介绍宋神宗死后的情况，是在讲新党、旧党。
虽然朝堂还在吵新法旧法哪个好的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派人在争着想掌控朝廷大权，新法、旧法就是个争吵的由头。
所以大宋朝的百姓也就倒了大霉。你说是新法好还是旧法好？这个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法旧法变来变去，最不好。旧法虽然苟且，但至少有个稳定；新法虽然折腾，但至少有点效率；变来变去，就变得既苟且又折腾，但稳定和效率都没有了。
知识点二：徽宗真相：是文艺皇帝，还是权谋高手？
关于宋徽宗，有个著名的谣言：说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觉得很有风采，于是很是赞叹。不久后，徽宗就出生了。——言下是说，宋徽宗是李后主转世。这种谣言出现并流行，当然是因为大家觉得宋徽宗和李后主很像，都是喜欢吃喝玩乐，很有文艺才能的亡国之君。
但是，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李后主，未必没有政治野心；至于宋徽宗，更是一个精于权谋的皇帝。
新法还是旧法，新党还是旧党，其实是两组概念。
宋徽宗喜欢新法还是旧法？肯定是新法。皇帝喜欢新法，其实是很自然的。
第一，新法的主题是富国强兵，能不能强兵另说，反正富国是成功的，意味着皇帝可以直接支配的财富更多。
第二，关于王安石有个说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个所谓的“三不足”当然有不同的版本，是不是王安石说的，也存疑；但基本大家都承认，用这句话描述新法的精神，是准确的。还记得前面讲士大夫政治的时候，介绍过士大夫用以约束皇权的工具是什么吗？就是天命、人言、祖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就给皇权彻底松绑了，皇帝就真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宋徽宗喜欢新党还是旧党？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论新旧，大臣如果成了朋党，就可能联合起来蒙蔽皇帝；不论新旧，如果某个官员声望太高，表现得过于强势，就会让皇帝不舒服。比如说，新党的章惇，虽然能干，但显然就太强势了。
重塑新党
徽宗即位，改元建中靖国，就是要走中间路线，安定国家的意思。宋徽宗改变了哥哥宋哲宗一味重用新党的做法，引用了一些旧党大臣回到朝廷，比如韩琦的儿子韩忠彦，又当了宰相。又比如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当时年纪很大了，七十多了，但因为他已经成为元祐旧臣的一种象征，元祐吉祥物，宋徽宗就召他入朝廷做顾问，还说“得一识面足矣”，能见老人家一面也是好的。徽宗又给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
这说明徽宗是喜欢旧党吗？不是。
一来，他是在向太后——宋神宗的皇后——支持下当上皇帝的。向太后喜欢旧党，徽宗也必须要做个姿态。
二来，这时宋徽宗需要德高望重但能力差的旧党，来制衡一下新党。等到把老资格的新党排挤得差不多了，就可以把旧党丢一边，提拔一些更好用的新党了。
所以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只用了一年，就又改元“崇宁”，推崇熙宁，也就是宋神宗熙宁变法，还是以新党为主导。
宋徽宗重用的新党代表是什么人呢？
首先是一些宦官，对于皇帝来说，宦官终归是比士大夫好用。变了质的新法，主题已经就是搜刮民间财富了，宦官脑子里没有儒家士大夫那种“义利之辨”之类的教条，表现会更好。后来被指为徽宗时代的“六贼”（六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的，有三个是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
这当中最有名的是童贯。童贯少年时净身入宫，在同乡宦官李宪手下做事。李宪是个很会打仗的宦官，宋神宗时代熙河开边，李宪是深度参与的，后来五路大军讨伐西夏灵州，李宪统帅其中一路，每战必捷，而且最后撤兵时，只有他这一路，没什么损失。所以李宪甚至可以说是新党军事上最能干的人了。童贯是李宪带出来的，后面童贯的很多做法，都和他的这个背景有关。
六贼的另外三个：蔡京、王黼、朱勔，都是以善于搜刮民财著称，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蔡京。
蔡京是个能力很强，但没有原则的人。
蔡京中进士，是在王安石变法启动阶段；蔡京的同族兄长蔡确，是重要的新党宰执；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本人早年是新党，而且也做到了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蔡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这事也有的——在宋代，知开封府有点宰执预备班子的味道，前景是非常看好的，蔡京也属于新党重点培养的成员了。
但这时候宋神宗去世，司马光回来了，全面恢复旧法。司马光的做法很过激，其中恢复差役法这事，连旧党的苏轼等人都觉得过分了，但蔡京是一点没犹豫，立刻在自己的辖区执行到位。把司马光激动的，说：“若人人奉法如君，有什么行不通！”这是蔡京给旧党递上了投名状。
等到宋哲宗亲政之后，新党重新得势，又讨论免役法好还是差役法好的问题，争执了很长时间，蔡京对章惇说：“按熙宁役法实行，还有什么可议论的？”这是把自己执行得特别好的差役法给否定了，回归新党。
蔡京这么横跳，就引起了不论新党还是旧党的领军人物的不满，蔡京一度很被排挤。对于皇帝来说，这种两边都看不顺眼的人，其实可能特别好用：因为你已经孤立无援，就只能特别依赖皇帝。
徽宗刚即位时，蔡京在杭州担任闲差，正好童贯到南方来搜罗名家书画、各种奇巧之物，在杭州住了几个月，蔡京极力巴结他，把自己的作品，和自己收集来的艺术品，请童贯献给皇帝，并且附上“语言论奏”，也就是蔡京对朝政时局的看法。
强调宋徽宗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文艺皇帝的，一般只重视前者，觉得蔡京艺术造诣很高，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和皇帝投缘；认为宋徽宗其实擅长玩弄“帝王心术”的皇帝的，注重后者，认为蔡京应该是提了不少整人、搜刮的方案给宋徽宗，中了宋徽宗的意。或许，二者均有吧。
宋徽宗时代的新党，主体已经是这样的人了，和王安石的初衷，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过王安石的方案实践下来，终究会变成这个样子，实在也是注定的。
迫害旧党
宋徽宗时代，还有对旧党相当严厉的迫害。
崇宁元年七月，蔡京拜相，不久后，就公布了著名的“元祐党人”名单。
宋哲宗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旧党得势，当时得势的旧党官员，就是所谓“元祐党人”。蔡京拟的名单，总计一百二十人，后来增补到三百零九人。
其中比较有名的：吕公著、司马光，这二位号称“元祐二贤”，是元祐党人中的清华北大，肯定跑不了；文彦博，四朝元老，旧党的精神领袖；苏轼苏辙兄弟加上苏门四学士，一个都不能少；程颐，作为著名的大儒，官不大，但是声量大，那也得算上……
比较有意思的是，元祐党人的名单里还有章惇与曾布，这两个是铁杆新党，而且是新党的领军人物。过去论者往往认为，这是蔡京报私仇，和他俩关系不好，就把他们也塞进来了。其实，更多恐怕还不是蔡京的意思，而是宋徽宗的意思。
对上榜的党人及其后代，都有轻重不等的迫害。有一个常见的误会，觉得宋代文人士大夫地位高，所以不会挨整，也没有文字狱。其实正因为地位高，所以被盯得严，挨整的机会也就多。而且在古代文化人整文化人，最喜欢使用的套路就是文字狱。一般不杀士大夫，是事实，但是不杀你，整得你生不如死的办法多得是。
宋徽宗亲自写下元祐党人名单，然后名单被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这就是所谓的党人碑。然后，党人名单颁示全国，让各地方长官都要立块碑，刻上党人名单。
当然，后来时来运转，舆论风向全变，党人碑上曾经的黑名单，就变成光荣榜了。元祐党人的子孙们，都爱和人说，我们家祖宗的名字，可是上过党人碑的。
宋徽宗为什么要打压元祐党人？
其实有一个目的：这些人的社会根基是比较深厚的，拥有一种脱离了皇权的影响力。司马光的史学，苏轼的文章，程颐的义理儒学，都是可以代表北宋文化的最高水平的。
这种情形是宋徽宗不愿意见到的，所以打击元祐党人，其实反映了宋徽宗是有秦皇汉武之心的。
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都打倒。程颐的作品，三苏和苏门四学士的文集，当时都是被禁毁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为书前面有宋神宗的序，才免了一劫。
但是，宋徽宗却采取了一个更加断根的措施：否定历史学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可是宋徽宗的态度是，历史不重要，直接读儒家经典好了。
宋徽宗改革了科举考试，徽宗时代科举的特点是：“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
当时就有人说，强调史学不重要，其实就是否定司马光；强调诗赋不重要，其实就是否定苏轼他们。重视经学，当然不是重视周敦颐、张载、二程他们的经学，怎么重视的呢？考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王安石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才是标准答案。
当然，其实真正重要的也不是王安石，宋徽宗也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所谓“八行八刑”，前一个是行为的行，八种好的行为是什么；后一个是刑罚的刑，什么行为是要受刑。这就是所谓《御制八行八刑条制碑》，天下举子都要好好学习。这才是当今皇帝最重要的思想，这个没学好，就别想中进士做官了。
御笔手诏
《元祐党人碑》《八行八刑碑》，都出自宋徽宗的御笔，宋徽宗书法好，也喜欢写字，徽宗时代，宋徽宗亲自写的诏书，所谓“御笔手诏”，在各种政治活动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宋徽宗热衷写御笔手诏，仅仅是想秀书法吗？
当然不是，皇帝有事要办，不经过正式的行政部门，写个条子就交给人办了，这是老传统了。
如果回头看宋仁宗时代的历史，就会发现仁宗时代的官员，经常在抵制这种宫里送出来的条子：皇上你也得走流程，您这么瞎批条子是不妥的。
但是到了宋徽宗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内降自祖宗来有之，但作圣旨行下。崇宁有亲笔，乃称御笔。大观四年夏，始诏违御笔以违制论。（蔡絛《国史后补》）
徽宗的御笔指示，是必须要执行的。过去对皇帝批的条子要不要执行，官员是可以讨论的，但宋徽宗规定，不执行就是抗旨。所以徽宗时代，皇权不受官僚机器约束的特征，是非常突出的。
宋徽宗只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文艺皇帝吗？
宋徽宗不是不理朝政，实际上他是一边非常高明地管控住舆论和思想，一边折腾他的各种骄奢淫逸的创举。
不妨说，宋徽宗是权力的游戏的高明玩家。这个权游高手会把大宋朝带往何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