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道德篇（四十一）：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
民国五年，“老头子”袁项城雾里看花，迷醉于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凝视着深渊纵身一跃，同时碎成渣的还有“人设”。一失足成千古恨，却忘了英雄与枭雄的区别，在于“公与私”的一念之间。袁项城不会知道，自己曾经引以为恃的“北洋团体”，怎么就变成了“北洋军阀”，变成了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以及沾亲带故的奉系军阀，变成了一群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甚至同室操戈，袍泽成路人。清末民初的大潮中，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就连王占元这种大老粗，亦会在公庭广众中，称“我们北洋派”。
但是，确实很难理解这个脱胎于北洋新军的团体，曾经风头完胜南洋新军，斗败针锋相对的岑春煊和瞿子玖联盟，力压端郡王载漪张罗的“端王集团”，成为改朝换代之后执牛耳者的庙堂集团，会走向分裂。对于北洋分裂之原因，吴虬曾言：“北洋与南方原不相容，从远大处设想，但北洋军人，群龙无首，恐不免鱼烂瓦解。”对于北洋军阀这群武夫来说，多系卵翼于袁项城，才智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才有“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
其后，随着“老头子”身败名裂，这些只知“恩上”的武夫，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的禁锢也被打破。袁项城在世时多有“知遇之恩”，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是为“受同人道德责备”。这是北洋军阀特性中的共同心理，由此也可见“北洋新军”为袁家军的“私”的性质，远达不到“结党营私”的层次。所以北洋军阀这样一个群体的凝聚力，需要一位强人来保证，在北洋军阀“服从、报恩、不党”的基本观念中，群龙无首势必会陷入心怀各异的分裂。就像王占元这样一点就着的火药桶，袁项城作为北洋军阀的“大家长”时，“视之如草芥，复电大骂不留余地”，同时不忘再通电各省手握实权的督军，“知照戒彼辈勿妄言”，亦无人敢造次。
最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虽然“国中好评”的段祺瑞继任成为新的掌门人，却不能服众。心腹徐树铮以“名士和策士”两种头脑，为段策划却顽强自负，难免木秀于林而风摧之。同时又交恶内务总长孙洪伊，迫其出京“谋制徐倒段之策”。孙洪伊当然不是软柿子，先是以乡谊关系，遍访联络直隶大小军阀，间接示意于冯国璋，这也与在“倒袁”中出力颇多，却坐了冷板凳的冯国璋一拍即合，遂促成其扯旗放炮，开始与段祺瑞分庭抗礼。直系军阀其实早已有雏形，此时段祺瑞也不得不拉班底应战，见招拆招的宦海游戏，开始在北洋庙堂上演。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菜根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