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产生自我意识、表达欲望的必要前提，但同时也阻碍了人类对“真实自我”的直接触及。拉康认为语言不仅塑造了思维方式，还导致部分心理内容无法以“本真的状态”被触及。因为人类的认知与表达都被“符号界”（语言结构）中介，无法直接接触外部客观现实或内部真实感受。
人类即便不说话是也仍处于语言结构之中，语言是人类表达欲望的必要前提。但同时，语言也阻碍了我们直接触及真实的自己，因为“直接触及”的过程必须经历“语言”这一中介。可以说，语言作为我们接触外部客观现实和表达内部真实感受的中介，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同时也阻断了我们对外部现实和内部感受的直接触及，正是因为语言，人类的思维才能以特定方式运作；但也正是因为语言，人类思维的某些部分无法以本真的状态被触及，因为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符号结构”所中介，是语言创造了人类思维。
拉康认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能指的含义取决于其所处的语境，即“另一个能指”，而这种由语境决定的含义会以特定方式代表主体，但无法完全揭示主体的真实本质。
举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姐姐”这一能指在“家庭语境”中代表“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年龄较大的女性”，在“推销语境”中却代表“有付费可能的人”，这与血缘无任何关联，两种语境下的含义都只是对主体的部分表征，而非主体本身，都无法让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主体真正是谁，用哲学术语说，就是作为存在者层面此在性的主体（关于此在性的介绍见前文）究竟是谁。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做自我介绍，当有人邀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时，你会说点什么？例如，“我是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21岁，我出生在上海，现在在北京读书，我父亲是老师，母亲是职业经理人……”这些都是“能指”，而这些能指的含义，又取决于它们所处的语境，因此，即便听完这六个描述，你依然可以问：“你是谁？” 、“是什么让你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能通过“这些表征”来触及“真实的自己”。或许如果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多讲讲自己，我们都能更接近自己的独特性，但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无法被真正触及，因为独特性本质上属于每个人类存在的实在界。而实在界是你可以“思考它”，但无法“真正了解它”，并且不可能用语言捕捉。要想用语言描述“是什么让你区别于世界上所有人”，其实是不可能的。
1966年，拉康将自己的一系列论文汇编成《文集》（Écrits）时，原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他把其中一篇论文从时间序列中抽出来放在了文集的开头，因为他认为这篇论文捕捉到了他整个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基石”，即“分裂主体如何被大他者所限定”的核心逻辑，论文的标题是《关于〈失窃的信〉的研讨会》。
这篇论文基于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而写，该小说的大意是：王后收到一封包含私密信息的信，信中疑似涉及王后的婚外情证据。如果国王知道了这件事，她就会陷入大麻烦。该信件被大臣发现并偷走，大臣以此要挟王后。警方多次搜查大臣公寓却未能找到信件，最终请侦探奥古斯特·杜宾协助。杜宾进入大臣公寓后成功找到并偷走了信件。
拉康如此解读该小说：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镜像的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王后知道大臣偷了信，但她也知道国王既不知道她丢了信，也不知道她正被要挟，所以国王相当于失明的状态。第二个场景是大臣知道杜宾偷走了信，但他对“丢了信”这件事无能为力，同时，大臣也意识到警察对此一无所知，此时警察是失明的。
两个场景被称为镜像的，因为他们的结构几乎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关键区别即“主体位置”发生了变化。在第一个场景中，大臣是“偷窃者”，但在第二个场景中，大臣和第一个场景中的王后一样，成了“受害者”。
大臣在两次事件中始终是同一个人，但主体位置从“掌权的偷窃者”变为“无助的受害者”。拉康认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信件能指在符号链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拥有信件时占据权力位置，失去信件时沦为受害者。拉康用这个故事来阐释“人类如何根据自己所处的符号语境，占据不同的主体位置”。
所以，人类的“主体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其所处的“符号语境”决定。同一个人在不同社会情境或符号结构中，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主体身份。正如《失窃的信》中，大臣的“主体位置”发生了“偷窃者”或“受害者”这样的位置的变化，不取决于他身体的根本变化，而取决于其他事物在语境中的流通方式，在这个案例中，就是信件在这些人物世界中的位置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