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

        这是余秋雨在《洞庭一角》那篇散文中开头的一段话。当中说到的“贬官文化”可谓颇有见地，让人一下子便想起一连串的历史事例：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先后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的官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楚国内政外交的重要人物，地位显赫。可是，由于小人的谗害，屈原一生遭到楚王的两次贬谪放逐。而屈原在第一次被流放时所创作的373行、2490字的《离骚》，则成了我国古代最宏伟的长诗，是我国诗歌史上光彩夺目的杰出诗篇，屈原也就成为了我国古代第一位最伟大的爱国诗人。

        为人守正嫉邪、直言敢谏，曾预料到安禄山造反（“乱幽州者，必此胡也。”），有《曲江张先生文集》二十卷传世的开元贤相张九龄，因受到那位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的陷害，被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四年（736）罢相，贬为荆州长史。结果，这成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令逃亡到成都的唐玄宗后悔终生：“吾取张九龄之言，不至于此。”

        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深厚家国情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仁厚爱民情感，“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浓厚忠君情结的诗圣杜甫，也曾从左拾遗贬为华州（即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被苏轼评价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韩愈，36岁那年担任监察御史期间，上书唐德宗《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求减免旱灾区的赋税，遭到贬谪广东阳山。52岁那年，他上书唐宪宗《论佛骨表》，劝阻奉迎佛骨，结果又被贬至广东潮州。

        被白居易推之为“诗豪”，著有《刘梦得文集》四十卷的刘禹锡，先是因参加“永贞革新”运动，事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后曾一度回到长安，却又因自己所作的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触怒新贵再次被贬为连州刺史。这真如刘禹锡自己在《谢中书张相公启》所说的那样：“一坐飞语，如冲骇机。”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写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这首名诗的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运动，被贬往湖南永州。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又被贬到广西柳州。后半生再也未能回到朝中做官，他就在被贬谪的永州和柳州度过了孤独的残生。

        贞元十五年（799）二十九岁考中进士，在长安大雁塔下题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自我表扬，一生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继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因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结果，遭到当权者的嫉恨，被贬到九江，成为江州司马，写下著名的《琵琶行》，抒发了沦落天涯的感伤。

        勇于倡导革新且年过不惑之年的范仲淹曾被以“私结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的莫须有的罪名从京城贬往饶州。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被贬到邓州做知州。期间，应被贬在岳阳的好友滕子京之约，为重修的岳阳楼撰写楼记，范仲淹于是命题作文，写出了那篇千古流芳的《岳阳楼记》。

        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在30岁那年，为范仲淹抱打不平，愤笔写出《与高司谏书》，结果被贬至湖北夷陵（即今湖北宜昌）担任县令。40岁那年，仕途正如日中天的他又因一起蹊跷的绯闻案突然被贬往滁州任太守。期间，欧阳修写下“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的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

        “唐宋八大家”中官职最高，决心要将变法进行到底，为富国强兵终生，生前和身后都备受争议，褒贬不一的王安石，曾两度担任宰相，又两度被罢相。

        苏辙更是“岁更三黜”，宋哲宗绍圣元年，先后被贬官汝州、袁州、筠州。绍圣四年，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今天的广东雷州。又过一年，他又被贬往循州。

        “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的苏轼，被贬的情况就更惨了。他先后被以“讪谤朝政”、“毁谤先帝”的重罪贬往黄州、惠州、儋州，一生三次遭贬，一次比一次偏远，一次比一次孤苦，一次比一次绝望。特别是被贬往海南儋州的时候，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苏轼一生中所有被贬谪流放的时间，累加起来有十余年。所以，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如死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明朝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的王阳明，1506年，他因上书请求“去奸臣”，得罪了专权的刘瑾，被贬官到贵州龙场。他日夜静坐沉思，“龙场悟道”，最终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心学大师。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相信还有不少。正如南宋的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所写的那样“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被贬谪的遭遇，让上述的他们走出庙堂，走进江湖，融入到广阔而火热的社会生活之中，不断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写出许许多多的经典作品，而成为了我国文化史上的文化巨擘。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些文化巨擘，以自己个人的祸难换来了中国文化之大福，用自己人生的不幸换取了中国文化之大幸，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更应对他们由衷钦佩，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