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别记》（二十九）----董讷一次“离奇”病倒---“祸福相依”
董讷，是清康熙前期重要朝臣，是平原县科举中“文曲星”级的人物，康熙五年即1666即丙午乡试中举，康熙六年即1667年丁未科一甲赐进士探花及第，时年二十九岁。在官场跌宕起伏，官位越做越高，像但时县里百姓多少没有出过远门，只要看到在县城内他一人独获得“四个牌坊”，都谈得津津乐道，如：探花坊、翰林学士坊、大司马坊、亚相坊。无论哪个都是含金量很高，在整个济南府内也是独领风骚。
先说其祖父董振秀，明末以乡练“乡勇”起家，参加崇祯十一年（即1638）“戊寅之役”的“平原城保卫战”，因军功入仕途，不断迁升，至崇祯十七年（即1644，含南明朝廷）迁升浙江按察御史、参议从四品，守处州。清顺治三年 (南明隆武二年即1646年)八月，福建隆武帝身亡，董振秀入清朝于福宁副使，转驿传兵备道，“时建宁兵薄城下累月，振秀力为督守。又率死士击败之，获粮数万斛，兵民赖此以济”。后累居两淮兵备道副使，加正三品服俸。
再看《平原县志》记载其父：父允祯，字兆先，号祥生，崇祯甲申（1644）拔贡，景宁县训导，候补福建将乐知县，敕授修职郎。这年是崇祯十七年，在三月十九日也就北京被攻破，哪有时间还进行选拔贡生，所以这个“拨贡”名字也是他随董振秀辅佐“南明”小朝廷时，给得名分与官职，其根本没有上任，还有《景宁县志》《将乐县志》职官志中，也没有“董允祯”。按常理说，这是董振秀已经入清朝官居从三品，其子董允祯，也顺势有作为，毕竟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在后世传文中也无其他记载。
其母，李氏，出自恩县进士、前明御史李应荐之家族，为官宦之家，所以董讷文化科举之造诣多遗传于母系家族。其母在后文记载于康熙元年过世，董讷在国子监读书，还没有入仕途。所以在董讷一生入官后无“丁忧”记载。或者说董讷的父亲过世更早，从后期朝廷对董允祯的封赠，也是只要“董允祯与李氏”，没有其他外氏，也能证明这点
在仔细阅读董讷为官一生，有二次中途归“平原”长住。而且这二次都不是因父母“丁忧”回乡。董讷母在康熙元年八月过世，父亲过世不详。但在第一次回乡时为“得病允许归乡”，
原文：“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之冬，余以供职史馆，积劳抱疴，已经在告。忽于腊月朔三晚，突然痰晕，目瞪舌强，四支委顿，而神已游于无何有之乡矣。童仆仓皇，莫知所措。蒙冯益都师相，命驾先顾，既而同馆杨简人、舍人谢方山、司成张良哉、大参周紫海及妹倩张天目，先后继至，共集榻前，遣从呼医，坐至丙夜。细摩予体，而神乃复，是友生之谊莫大焉。偶于伏枕之余，成此四韵，亦以志不忘云尔”。
劳劳忽疾作，汗漫失吾真。
去路迷天地，生存验鬼神。
思乡儿女隔，检药友朋亲。
应念君恩重，千秋未报身。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康熙帝恩准其回乡养病，保留官职。
整个发病过程很突然，让后人多遐想
首先，在清朝供职翰林院“史馆”作撰修官，是公认的清闲职，可以从他后面记载中有证实：“康熙二十年（即1681年）春，在京城宣武门外租赁益都冯夫子一处宅院里，常聚集了一大批文士，董讷与多名诗友学士唱和。这时董讷已在翰林院史馆供职十五年，鬓毛斑白。闲暇无事，饮酒赋诗，集字解闷，过着悠闲的生活。”
其次，他当年三十五岁，正值壮年，仕途关键时刻，即使得病，也就是“请病假修养”也不该是“回乡修养”，京城医疗条件一定要比平原县城好几倍。还有“病假”时间很长。
最后，清朝有严格“请假制度”，京官请病假，三品以上者只需向本衙门堂官打报告，然后由堂官上报给皇帝，皇帝同意后，就可以给假。三品以下者程序就要复杂一点，他们必须向吏部打书面报告，详细阐述请假事由，吏部考功司和稽勋司要对进行当面询问，如果情况属实，每半个月一次集中向皇帝汇报。皇帝一旦批准，官员就可以回籍养病，而病假期间吏部要将其开缺，原先的岗位会被他人取代，并在病假期间官员是没有俸禄。“开缺”就意味着自己病愈后将会进入候补队伍。
但还是这场大病，让董讷躲过一次“问责”
这时我们展开这半年历史背景，看看历史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帝作出撤藩的决定。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反清复明”口号，将矛头指向朝廷。吴三桂军由云、贵而开进湖南，几乎占据湖南全省。进而占据四川，四川官员纷纷投降。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还有台湾的郑经地都有汉官、汉兵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速响应
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发动“反叛”后，一方面是云南距离京城路途遥远，另一方面是吴三桂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封锁消息，成功地让康熙在一段时间内对云南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从而为自己的反叛行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康熙真正得到云南叛乱的消息，其实是第二年即康熙十三年正月。
而董讷是在康熙十二年腊月初三病倒，十二月中旬准许回家养病，如果还在京城，一定回问起“康熙十一年（1672）九月董讷为云南乡试主考官时，吴三桂是否有异常举动？”虽说吴三桂是步步被必反的，但前期一定也是有异常准备。作为前一年云南乡试主考官不可能不会有一点察觉吧。如果真问责，怎么答也有瑕疵。所以这场大病让董讷躲过一次政治危机。
至于董讷什么时间返回“京城”，也是各说不一，特别是说康熙十九年（即1680）春董讷回京，在家养病七年，什么“大病”能养七年？看看这年历史背景：“三藩之乱”到尾声了，1680年，康熙命令四川、湖南、广西的清军向贵州挺进，到十一月，清军已经平定了贵州大部分地，距离最后昆明一战，最终宣告三藩之乱的结束，没有多久了。作为一个杰出政治人物也不会连这么一点时局都看不出吧，而从董讷第二次复出前，积极捐粮捐钱组、组织族人子弟支援康熙三十五年的第二次征讨葛尔丹的积极举动看，董讷修养在家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春，就提前回京了。
如记载：康熙十五年为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正六品），康熙十六年，为日讲起居注官（从五品），同年十一月康熙“封长白山神，遣官望祭”。作《擬封长白山应制》、《封长白山礼成恭纪》诗二首。
这都说明董讷早于返回京城，不然京城的事他怎么知道，还能作诗记载！还如：康熙十七年六月华北大旱，人畜皆有渴死。为祈祷上苍，普降甘霖，康熙皇帝于六月十八日“步天坛祈雨”。探花作《皇上将步祷南郊应期先雨恭纪》歌功颂德，进呈御览。这更说明董讷已经在京城上班了，不是在家养病了。不然谁会帮你六品在家闲职闲职进呈，再说那时国家正在“平定三藩之战”中。
所以说董讷于康熙十五年春已经回京复职，作《入都留别亲友》，也最合情合理，在家养病二年多，也该好了。
当时政治时局：康熙十三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反叛。康熙十四朝廷调动“八旗”精锐重点用兵西北，平“叛乱”进入相持阶段。康熙十五年春，西北战局逐步结束，以王辅臣败降平凉为转机。“平凉之战”是西北战场的关键一战，经过此战，清军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也扭转了整个战争。随后，清军很快收复了陕西、甘肃和川北，不仅挫败了吴军从西北迂回进攻的企图，还打通了从西北攻入吴军大后方的通道，可以说吴三桂败局已定了。
董讷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在康熙十五年前无论病情大小，都已经返回京城了，当时政局态势已经明朗了，他还作《平凉奏捷恭纪》诗一首，也能说明董讷已经会京城，知道西北平叛的进度。。
在董讷二次回乡期间，都明确有记载，期间他在柳村买一片新宅子，买得柳村并《题柳村草堂图》诗云：
“搆得茅居栖暮云，扶疏杨柳径中分。
主人高坐忘尘事，野鹤声声户外闻”。
柳村建成，董讷移居柳村，《小园初成和韵》：
“暂卧烟霞卜野居，潺潺流水抱吾庐。
多开曲径因修竹，尽辟明窗为绿蕖。”
柳村，位于城南里许，柳村，又名即园、南园。在《平原县志》也有记载迁居的诗词，如：
《移居柳村》 邑人，董讷（探花）
溪山催我住烟村，捆载群书已到门。
河道新通三里路，林光早护万云根。
倚天舒啸楼偏迥，短棹冲流浪不浑。
更有诸儿开卷处，丛花密竹对朝昏。
《春暮移居柳村》 邑人，董讷（探花）
衰翁只合老村居，数卷移来未满车。
野鹤殷勤溪外径，海棠烂漫草边庐。
人依半榻还临水，酒有三杯不羡鱼。
可怪园中忙且剧，浇花继罢又锄蔬。
许多人都认为，这次购房整修为新府，就是在病倒回家养病期间，还说明是康熙十三年三月，但回放在历史背景下仔细品味，怎么可能吗？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也不会这样作。
首先是“三藩之乱”的吴三桂势头正盛，逼近长江，大有直取中原的架势，大乱之际人心浮动，谁还去置办房产，多是收藏金银以备不需支用。
其次，董讷是请“病假”回乡养病，康熙怜惜人才，给你带薪养病，但不是让你在家戴薪买房产，朝廷用兵几年来，本来“军饷”耗费巨大，财政紧张。如果真像这种事传到京城，御史们一定上本参奏，康熙也不会容忍。所以这点政治觉悟董讷还是还有得，否则将来怎么能官居从一品。
最后，董讷家族世代居住董路口，已经九世多了，董路口距离县城十八里，此地东靠很宽阔的马颊河，游走平原县与恩县之间，在历代乱世之际，这种环境更容易隐秘人口、躲避兵荒马乱之“宝地”。他爷爷董振秀就是在明末为了保卫家乡财产不被侵扰，出钱招募训练“乡勇”进行“自卫”起家，并在崇祯十一年平原守城战中，立下军功开始进入仕途。这点董家家族都明白，在国家“三藩之乱”没有明朗之际，谁会迁到县城南门外一里的地方？南门外一里地就是柳村在国家动荡时就是战乱之地。就如同2023年8月6日“平原五点四级地震”时，许多县城的人们，开车回老家居住了，道理都一样。
所以有些文章写得太简单了，直接说人家那是买房迁居，可能吗？在柳村迁居时实事，但不是这次“休病假”期间，而是二次革职回家，即康熙三十三年正月因“附和于成龙（即于振甲）之言（诬构靳辅）革职归家。这是在家购房更是合理时间，本来革职，也就买房做好隐居准备，又居住县城官道近处，更能了解外边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