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鹿姐
五一假期来临前，我给父亲打电话邀他一起返乡。他说，“小区还有几个小项目都在做，离不了人，估计我回不去了。”对这番回答我心中早有预料，失望的情绪还没来得及翻腾，就被熨平了。许多年间，父亲回乡团聚的次数屈指可数。无论是清明、五一、端午、中秋，还是重阳、元旦、春节、元宵，他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别人过节的时间，是我们最忙的时候”，“过年也要安排人值班”，“过年回不来，我回来过元宵节”。母亲对此很少抱怨，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聚少离多的生活，她只是说，“你爸爸特别珍惜这份工作。”
任何一个与父亲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会像他那样，珍惜那份重新给他的世界带来平衡的工作。他出生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在家中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中排行老大。他在山区的贫穷和封闭中念完高中，在军队的集体生活中度过大部分青年时光。我四岁那年，他才从部队转业。母亲回忆说，“他特别不愿求人，找工作都是我拉着他去的”。在小县城的事业单位度过平静的一生，这可能是父亲另一个人生版本。但即便是最高明的编剧，也猜不到命运之手的翻云覆雨。从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之间，父亲放弃一切、远走他乡，在风雨飘摇中走过了人生的盛年时期。
我记得那场事先毫无征兆的别离。那是1996年旧历春节的一天，老朋友、老战友们在家里吃过午饭后，从客厅转移到书房。与其说他们是在畅谈一年的收获，不如视作朋友之间“吹吹牛皮”、过过嘴瘾。冲突爆发的缘由，大概是父亲的吹牛戳中了母亲的痛点，而母亲的剖白让父亲下不来台。等我回到家时，书房的串珠门帘被扯下，散落了一地。父亲怒气冲冲地走出院子，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跟他穿过深深地小巷，走到街上。当他拦下一辆三轮车时，我也跳了上去。车夫问他，“去哪儿？”三轮车的引擎发出“突突突”的声音，我没能听清他的回答。我问，“你还会回来吗？”父亲面无表情不置可否。我要求下车，他被三轮车带走。
就这样，在我十四岁时，父亲踏上了逃离过去，迎向远方的漂泊之旅。此后几年中，我陆续从奶奶、妈妈、父亲的战友、朋友们之间的对话中，一次次听到他在远方的消息。他住在地下室，任谁劝说也不愿意回家；他想在远方从零开始，摆脱家乡那些给他“使绊儿”、让他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和事；他怀着希望，想用新的成功、以不屈服的姿态，表达愤怒和鄙视。他到山西做过煤矿的生意，但那几年的煤价始终低迷；他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市场，跟人一起买下过几块店面，据说那个市场后来被拆迁不了了之；他最艰难的时候，摆过地摊，卖过白酒，他可能还做过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事情维持生计。等我再一次见到父亲时，他已经从一个壮志未酬的中年人，变成一个对命运充满敬畏的老人。
父亲曾经是那个总把我弄哭的人。我忘却了大部分的童年记忆，但对第一次挨训却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还没学会娴熟地用筷子夹起一粒花生米。他看到我对着一小碟花生米磨磨唧唧，一伸手就用筷子打掉了我手中的筷子。他的训斥，让我吓得当场大哭起来，妈妈在一旁劝阻才作罢；另一次是我上小学时，扮演大头娃娃闹元宵。那个元宵节的夜晚下着雨，我穿了一身水粉色的演出服。演出结束后，爸爸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前杠上，不顾我的抗议，非要带我冒雨看花灯。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但他太过粗心，以至于我从自行车上掉进了泥水里，他都没有发觉。
父亲的火爆脾气让我不敢接近，尤其是当他喝过酒之后，常常让我避之不及。八十年代末，我们住进一栋楼房的两居室。房子不大，却很温馨，一个客厅，两个小房间，厨房和阳台。但我关于这套房子最清晰的记忆，是父亲在一次醉酒后，在房门上用拳头砸出个大洞，还在门外大吼着叫妈妈开门；另一次莫名其妙地挨打也是在他醉酒之后，那时我们全家已经搬到郊外自建的房子里。父亲喝过酒回到家找我问话，见我不想理他，他一把拎起我，像拎小动物一样拎到门外揍我。我使劲挣脱，他用力抓住。就这样，一个跑，一个追，最后跑到几百米外的邻居家门口。直到妈妈赶来，把我从他的拳头下抢了下来。在那片下过大雪的地里，是我被揍得最狠的一次。
和父亲一起，也有很多欢乐的记忆。小学时，他天天骑着自行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那时候我很挑食，妈妈会把所有的饼干和零食全都放在上锁的柜子里，让我养成好好吃饭的习惯。但跟爸爸在一起时，我只要撒个娇，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那种淡黄色的焦糖是我的最爱，它们总是出现在我放学回来的那条路上，卖糖的人挑着扁担，每当我远远走过，想像焦糖在嘴里融化的香气都足以让我咽口水。爸爸会很大方的给我买一块焦糖，而我也不用担心他会“告密”。与妈妈的严厉管教相比，爸爸对我的态度非常放任。对于一个贪玩的孩子来说，在他那里没有作业、分数、老师评语这些让人烦恼的琐事。这也是妈妈心中家庭生活最甜蜜的时期。
或许因为相对超脱的位置，父亲让我感觉生活原来很自由。我很喜欢唱歌，他就买了一套在今天看来也比较奢华的组合音响。那是九十年代初，组合音响价格不菲，但他支持我的小小爱好；有一年的春节，似乎是为了证明在部队时就熟习的车技，爸爸借来一辆绿色的吉普，绕过一圈又一圈的盘山公路，带全家人回到他生长的那个山村，那是一次辛苦而独特的旅程；有一段时间，我因为《飘洋过海的来看你》这首歌成了台湾歌手娃娃的歌迷，爸爸还给我买过两盘娃娃的新专辑。他出差去外地，很意外地给我买过一条看起来很“仙”的蓝色连衣裙。这条裙子我穿了许多年，它的设计代表的审美趣味在今天也不过时。
我几乎没有跟他讨论过关于人生、关于自我的深奥话题。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还太小不足以向他提出问题，而等我足够大的时候又开始向别处寻找答案。在我成长中的许多时刻，父亲是缺席的、不在场的。我听到来自亲人的陈旧信息，听到来自外界的流言蜚语，但从来没有听到他的陈述和解释。但他又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场，用他对待生活的方式，他走过的弯路，他吃过的苦头和他落脚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常常自己在镜子中，在我与他人的人际往来中，看到他的面孔，他性格中的火爆、直率，看到这个不在场的父亲留下的痕迹。
2001年左右，父亲应聘进入一家物业公司，才结束他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从一个月工资800元的物业职员做起，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成为小区的物业主任。他先后工作过三个小区，所到之处，为居民尽心尽力地提供方便。每一年，他都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他用真心的感激来对待的这份工作，也悄然地改变了他。他换过几个办公室，一套两居室或三居室的住宅，客厅办公，主卧或次卧就是他的卧室。他似乎又过上了最纯粹的集体生活，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几套简单的衣裳和一只皮箱。在那间十几平米的卧室，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桌和一个衣柜。他悉心栽培的两盆吊兰长得茂密、茁壮，他还有一个微型鱼缸，里头有两条叫做“鹦鹉”的鱼。这些都是他的宠物，会跟主人打招呼。
经过多年事业与家庭的失衡之后，父亲终于能够说服自己，证明自己，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有着积极功用的人。他终于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平衡，他的内心也逐渐归于平静。因此，他才敢于回归家庭。2001年春节，父亲第一次回家。久别重逢之后的那次见面，我竟然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待他。当他偶然提起我性格中的倔强时，我恨恨地回敬，“你对我究竟了解多少？”说完之后，自己躲到房间里痛哭流涕。从此父亲对我的选择，从工作、人际到男友、婚姻，往往听得多、说得少。他谨慎表达观点的态度，常常让我内疚万分。城市里的生活常常让他感到作为父亲的无力，房子、车子、工作、收入，总让他感到没有足够的积蓄来支持女儿，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为她铺路。尽管他早已用淡泊和忘却，来埋葬曾经的志向和热血，但他依旧为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懊恼不已。
父亲在用含蓄的方式表达父爱。我读研究生期间，他经常来学校看我，每次带来一大包酸奶和水果，跟我一起吃午饭时，他也话语不多。后来，听说我在一份报纸实习，他把那个版块上署有我的名字的文章，剪下来，贴成厚厚的一本用来翻阅。他和母亲都带上了老花镜，视力一年年衰退，但他们都是我的文字的热心读者。虽然我写的那些题目，与他们的生活关联寥寥。虽然有那么多次父亲不在场的遗憾，但父亲没有错过我的毕业典礼和婚礼。在我的婚礼上，当我们这对新人向父母行礼时，妈妈的眼中闪着泪光，爸爸说，“祝你幸福”。
从回归家庭开始，父亲踏上了漫长的回家之路。只是，他依旧无法面对那片曾经令他体验过成功喜悦的土地，他依旧对那些他曾经努力逃离的过往无法释怀。再过两年，将要年届六十岁的他，将不得不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我常常劝他，何不早些为退休之后的生活计划？其实我是想劝他，早些回到故乡陪伴母亲。在解开了如此多的心结，卸下了世俗的重担，拥有那么多的宽容和谅解之后，回家将不再是个沉重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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