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罗马帝国向印度的航行在公元初大规模展开。据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58—公元21）记载，在托勒密王朝末，“每年不到20艘船只敢于穿越阿拉伯海（红海）到（曼德）海峡以远海域”，但在奥古斯都（公元前31—公元14）建立起罗马世界的和平后，每年至少有120艘船从米乌斯·赫尔穆斯(Myus Hormus)出曼德海峡到达印度。
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保护下的希腊船只可以在40天内从红海口岸径直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公元一、二世纪的一部泰米尔作品写道：“雅瓦纳（Yavavas，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称呼——引者）的大船带着黄金而来，满载辣椒而去。”希腊船只大量集中在印度西部海岸、印度河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坎贝湾的婆卢羯车(Barygaza)和马拉巴海岸的穆泽里斯(Muziris)。
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有一部佚名作者的《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帝国与印度及其以远地区交往的重要资料。这位佚名作者是一位出生在埃及，周航过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希腊人。他所提供的资料表明，罗马帝国的商人十分重视印度半岛东岸及其以远地区。据记载：
在那些利穆里(Limurice)或北方人登陆的当地市场和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吉蔑(Kamara)、波杜克(Podoulce)、索巴特马(Sopatma)等著名市场，这几个地方之为毗邻……那些驶往金洲(Chryse)或恒河河口的帆船，十分庞大，人称为“科兰迪亚”(Kolamdia)。
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直向东驶，那么右边就是大洋。若再沿着以下地区前进，并让这些地区始终在自己左方，那就可以到达恒河及位于其附近的一片地区——金洲，这是沿途所经各地中最东部的地方。恒河是印度所有江河中最大的一条，其潮汐涨落的情况与尼罗河相同。恒河之滨也有一个同样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为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
利穆里位于印度西海岸，吉蔑、波杜克、索巴特马等市场可能在东岸，与恒河口一起形成一条贸易线上的据点。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代中国人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绕过印支半岛，“齐黄金杂缯而往”黄支国，“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同书《平帝纪》又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支国献犀牛。”
据考证，黄支国即印度东南岸的古城Kanchi，亦即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今之康捷瓦拉姆(Conjevaram)。（注：有的学者虽对此有不同见解，但也把“黄支国”考定在印度东岸，如巴格赤认为指恒河口，“金洲”的确切位置虽难以判定，但在缅甸、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之内殆无疑问。（注：瓦明敦认为指马来半岛、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缅甸。参见[4](p258)。）；
可见，印度东岸的繁荣与印度的东方贸易包括与中国的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航海记》的资料表明，罗马商人确已注意到了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
在此国（金洲）的后面，大海延伸过去至秦(Thin)的某处而止，在秦国的内陆北部某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生丝、生线和其他丝织品由彼处陆运，过巴克特里亚抵婆卢羯车，另一方面又从恒河水道运至利穆里。但去秦国是不容易的，从那里来的人也很少。
秦国指中国，这个称号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Cina、Cinastan是一致的，相当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接地区，[2](p17-18)这是希腊罗马古代作家第一次从海上方向给予中国的称号。
《航海记》作者所掌握的印度以远的资料得自印度的航海者，这一时期印度到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航海权由他们控制着。
《航海记》的记载显示出中国与印度半岛的商贸从水陆两条道路上展开：
陆路从汉代南路（塔里木盆地南缘）经喀什，过帕米尔高原，抵巴克特里亚后不再向西前进，而转经兴都库什山口，到达塔克西拉(Taxila)，沿印度河到巴巴里贡或坎贝湾上的婆卢羯车。
这条道路的形成主要是得益于贵霜帝国的兴起。贵霜帝国完成统一后领土逐渐扩大，形成掩有西北印度的广大版图。由于在商业上与安息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贵霜与安息处于对立地位而与罗马帝国接近。
罗马帝国为打破安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通过海上与贵霜大力发展关系。在公元三世纪贵霜帝国衰落之前，这条道路上进行的包括丝绸在内的贸易是非常繁荣的。
经恒河到利穆里的水路，前半程即中印交往的“缅甸路”。“缅甸路”包括两个主要分支：一是自四川经中国云南、阿萨姆地区，沿布拉马普特拉河(R.Brahmaptra)到达恒河和帕特纳(Patna)。这条交通路线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必定很早。
张骞在公元前128年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中国四川地区的物产，即是沿这条交通线运往印度后转输大夏的。二是由云南沿伊洛瓦底江到达商埠塔科拉（在仰光附近）和萨尔温江口的毛淡棉，然后转运恒河口市场。
公元69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部落内附，东汉政府设永昌郡，“缅甸路”更为畅通。公元84年柬埔寨向东汉政府献生犀。公元二世纪初，罗马人由海上进一步向东扩展，到达孟加拉湾东岸，由“缅甸路”进入中国境内。
《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汉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汉庭由此知道“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幻人与使者一起到达汉庭，说明罗马人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孟加拉湾东岸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