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1）感到危险来源于自身冲动，并指向自己。在这个类型中，敌意会继而转向针对自己，这个过程我们后面将会讨论。
例子：因控制不住自己想要从高处跳下而感到恐惧。
A（2）感到危险来源于自身冲动，但却指向他人。例子：因控制不住想要用刀伤人而感到恐惧。
B（1）感到危险来源于外界，并指向自己。例子：对暴风雨的恐惧。
B（2）感到危险来源于外部，并指向他人。在这个类型中，敌意被投射到外部世界，而最初的敌意对象仍然存在。例子：过度担忧的母亲，对一些会威胁其子女的危险感到焦虑。
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种冲动，那他的心理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与弗洛伊德分歧的第二点在于，在理论层面不那么重要，但在实践层面却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我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每种冲动都会产生焦虑，只要其表达会招来外部危险。性冲动当然就是这一类冲动，但只有在严厉的个体和社会禁忌下，它才会成为危险冲动。从这个方面来看，性冲动引发焦虑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性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的一个特殊来源，但是，我相信敌意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压抑的敌意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来源。我用简单实用的语言来表述一下我在本章中提出的概念：无论何时，我发现焦虑或者焦虑的迹象，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敏感点受到了伤害并由此引发了敌意？又是什么使得压抑成为必要？我的经验是，沿着这些方向进行探索，通常能获得一种对焦虑令人满意的理解。
与之相似的因素所产生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世界中不断增长且无处不在的孤独感，以及身处一个敌意世界中的无助感。对个人情境所做出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固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但它却是合适的肥沃土壤，可以随时形成某种特定的神经症。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为它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
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不得不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需要越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用来保护自己不受基本焦虑困扰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退缩。
第一种，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成为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手段。基本思路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第二种，根据其是否服从特定的个体或制度，可以对顺从粗略地做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化的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或权威人物的服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顺从焦点。此时，遵守规则和顺从需求是个体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可能会以一种不得不「听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听命」的内容会随着其所遵守的要求或规则的不同而不同。
当这种顺从的态度不与任何制度或个人相关时，它就会以一种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顺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会引发敌意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压抑了所有的自身需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宁愿自己遭受侮辱而不还击，并随时准备不加选择地为所有人提供帮助。偶尔，人们也会意识到焦虑潜藏于其行为背后，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并且还坚信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如此崇高，以至于他们完全放弃了自身的愿望。不论顺从采取的是特定形式还是一般形式，其基本思路是：如果我屈服，就不会受到伤害。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来获得安全感的目的。如果爱对个体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他生命中的安全感全部依赖于此，那么，他为此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而这意味着要遵从他人的意愿。但是，通常而言，人无法对任何爱产生信任，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并不是为了赢得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彻底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身上，焦虑是如此强大，对爱的怀疑也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爱的可能性完全被拒之门外。
第三种试图保护自己对抗基本焦虑的方式是通过权力，即通过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就、财富、崇拜或智力上的优势来赢得安全感。在这种获得保护的尝试中，其基本思路是：如果我有权力，就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第四种方式是退缩。前三种防护机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外界角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然而，这种自我保护也可以采取不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来获取。这并不意味着要遁入荒漠或是与世隔绝，而是指当他人对自己的外部或内部需求产生影响时，能够独立且不依赖他人。通过诸如囤积财富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对外部需求的独立性。这种占有动机与为了获取权力或是影响力的动机完全不同，而且对占有物的使用也完全不同。通常情况下，为了外部独立而囤积占有物时，个体会非常焦虑，而无法使用它们；这些占有物被个体以一种极其吝啬的态度看护，因为占有的唯一目的是用来预防不测。另一种服务于同一目的——使自己外部独立的方式是，将个人需求减少到最低程度。内部需求的独立，可表现为试图从情感联系上与他人相脱离，以便自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受到伤害或感到失望，这意味着要扼杀一个人的情感需求。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包括对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态度经常会出现在知识界，不把自己当回事并不是说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很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退缩手段与顺从或屈服的策略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含着对自身意愿的放弃。但是，在后一类型中，放弃自身愿望是为了「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够获得安全感；而在前一种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不存在，放弃自己的意愿是为了独立于其他人。这里的思路是：如果我退缩，就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为了正确评估神经患者用来对抗基本焦虑以获得保护的方式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潜在的强度有所认识。它们并不是由一种满足享乐或是追求幸福的本能所驱动，而是由一种希望获得安全感的需要所推动。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无论如何也不像本能驱力那样强大且不可抗拒。经验表明：对某种野心的追求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性冲动一样强烈，甚至更加强大。
只要生活情境允许这样做且不会产生任何冲突，那么片面且单独地采用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有效地给人带来其所需要的安全感。但是这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造成整个人格的萎缩。例如，在一个要求女性服从家庭或丈夫，遵从传统规范的文化中，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可能会获得安宁和满足许多次级需要。再比如，一个一心想要攫取财富和权力的帝王，其结果也同样是能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和成功的人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过于直接的追求可能导致这个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如此过分且考虑不周，就会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人们常常并不是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通过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也可能被自己内心种种强迫性需求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所有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所有人所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一方面与他人疏远分离，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这些完全不能得以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
最常发生冲突的两种尝试，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详细探讨这两种方式。
从原则上来讲，我描述的神经症结构与弗洛伊德理论并不冲突。弗洛伊德认为，大体来说，神经症是本能冲动与社会要求（或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体现）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但是，尽管我赞同个人需求和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是每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人欲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但却会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导致对种种欲望的简单压制或压抑，或者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即导致事实上的痛苦。只有当冲突产生焦虑，且试图减轻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种种尽管同样不可抗拒却彼此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求
毋庸置疑，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四种保护自己免受焦虑困扰的方式，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有些人而言，获得爱和被认同是最重要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自己的这一需求得以满足。有些人的行事特点，就是倾向于顺从、屈服，去除任何自我肯定的措施。有些人的全部追求就是获得成功、权力或财富，还有些人倾向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并独立于其他人。但是，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认为这些努力体现了一种为对抗基本焦虑而采取的保护措施，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难道它们不是特定的人在正常范围内可能出现的一种本能表现吗？这一错误在于，它采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式来提出问题。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不相互排斥。爱的渴求，顺从的倾向，对影响力或成功的追求，以及退缩倾向，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呈现，而没有任何神经症的征象。此外，这些倾向中的这种或那种，在特定文化中，可能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倾向。事实再一次证明：这些倾向完全可能是人类正常的潜力。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描述的，在阿拉佩西文化（Arapesh culture）中，对爱、母爱的态度以及顺从他人愿望，是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就像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那样，在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中，以残酷的方式来获得声望是一种被认可的方式；在信奉佛教的文化中，出世或退缩则是一种主要的心理倾向。
我的观点并不是要否认这些内驱力的正常特性，而是为了指出，所有这些内驱力都能为对抗某种形式的焦虑提供保障服务。而且，通过获取保护性机能，他们改变了自身的特性，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驱动力会导致不同的感觉和行为。如果我们的行为受到任何一种直接的、希望获得满足的愿望所驱使，那么我们的态度中就会包含自发性与选择性。但是，如果我们受到焦虑的驱使，那么我们的感觉和行动就会具有强制性和不加选择性。当然，其中存在着许多过渡阶段。
在一些本能驱动中，例如饥饿和性欲，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匮乏的生理紧张所产生，生理紧张会积累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获得满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和不加选择性，而这些特征在正常情形下，本来是由焦虑决定的内驱力所具备的特征。
此外，在获得的满足中也存在差异——用一般的话来说，即获得快乐和获得安全感之间的差异。但是，这一区别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鲜明。本能驱力（如饥饿和性欲）所获得的满足是快乐的，但是如果生理紧张一直被压抑，其获得的满足就会近似从焦虑缓解中所获得的满足。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从无法忍受的紧张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的宽慰感。在强度上，快乐和安全感可能会同样强烈。性满足，尽管种类不同，却可能同个体突然从强烈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的感觉一样强烈。通常而言，对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能同本能驱力一样强烈，而且还可能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追求，同样也包含着其他次要的满足。例如，除了获得安全感之外，被爱或被人赞赏的感觉，获得成功或具有影响力的感觉，也可以同时获得极大的满足感。此外，正如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获取安全感的众多途径，可以使得被积郁的敌意得以发泄，从而提供了另一种缓解紧张的感觉。
我们已经发现，焦虑可能是某些驱力背后的驱力，而且我们已经大致考察了由此产生的几种最重要的驱力。现在，我将进一步详细讨论其中两种驱力。事实上，它们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最大的作用，即：渴望爱和对权力与控制的渴求。
贪婪的问题十分复杂且尚未解决，同强迫行为一样，也是由焦虑所驱动的。贪婪受焦虑制约这一事实，就像在过度手淫或者过度进食的例子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即一旦个体以某种方式获得安全感——获得爱、获得成功、做有建设性的工作，这种贪婪就会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例如，被爱的感觉可以立刻减少强迫性购物的欲望。一个对每顿饭都充满热情和期待的女孩，一旦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如服装设计，就会完全忘记饥饿和用餐时间。另一方面，当敌意或焦虑感有所增强时，贪婪就会出现或者变得更加强烈。在一次令人恐惧的演出前，一个人可能会不自主地想去购物；或者在遭到拒绝后，不自主地想要大吃一顿。但是，也有一些焦虑的个体并未变得贪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