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这个春节是特别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限制了我们的正常活动。我们关注着疫情的发展，交替着不同的情绪。为奔赴坚守在一线的医生，感动而流泪。
什么样的药物能防治遏制住病毒，是大家共同的话题。当我看到中医药介入了治疗，眼前浮现出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外公。外公虽不是个救死扶伤的医生，但他的职业与医生密切相关，他是个中医药剂师。
其实我们现在所称中医，原来叫岐黄、青囊、杏林、悬壶、橘井、大夫，郎中。西医传入中国，为了便区分，才叫成中医。大夫，郎中，两个称呼民间最广。
药剂师和医生紧密相连，高质量的草药和精湛的医术相融，才能药要病除。
因外公的缘故，我喜欢上中药草的味道。从我记事起，地上许多毫不起眼的草，在外公眼里都是宝。只要有时间，外公取它们不同的部位，采花，摘茎叶，挖根，晒制后备用。
外公十四岁去乍浦药馆做学徒，学成归来就在周边地区几家药店落脚。其中，六里药店和澉浦药店，呆得时间最长。后来，下放回村，在我读小学时，被聘请到澉浦卫生院的中药房重操旧业。
于是，每到寒暑假，我成了中药房里的常客。长长的柜台上，外公仔细读完药方，在上面铺开几张四方形的牛皮纸，手捏一杆带托盘的细称，往背后的两排草药抽屉里抓药，按比例分倒入牛皮纸；有时根据药方，把其中一份，均匀分成几个小纸包，包在大药包内。小药包有的需要先煎，有的药需要后煎，外公仔细嘱咐病人，并挑明利害关系。
下午抓药的人少了，外公腾出时间去了医院的三楼。三楼是草药库房，每个袋子上有草药的名字，外公一般不看，他说一闻，就知道药名。
跨过三楼的围栏，有个大平台。排列的竹匾内，外公晒满了草药。有几个我能叫上名来，黄芪、党参、陈皮、野菊花，它们沐浴在阳光下，散发出特有的清香。
草药除了防潮发霉，库房里的半成品，还需外公再加工。医院食堂的伙房里，有炮制草药的工具。印象中最深的那个叫铁研槽的器物，中间阔两端小，里面有个铁盘，铁盘两端有个铁柄。外公坐着，双脚踩住铁柄前后推移，将槽里的草药轧压研磨。
旁边有几把形状不一的切药刀，外公不让人轻易踫。除了考虑安全，外公还怕被我们弄坏刀刃。刀刃锋利切出来的药片才厚薄均匀。只有在炒药的时侯，外公允许我帮忙在下面烧火。有一种药叫白术，外公用麸皮拌炒后说，这熟的白术和生的白术，药理不一样。
他工具箱还有剪钳，锉子，还有从未见过的竹制小器物等，外公不允许我们随意使用。而我能踫的是柜台上那个铜杵臼。有时手发痒，我拿起套在铜盖上的杵棒，学外公捣药的样子，撞击出一片清脆的铜音。
春季，赶上脑膜炎，以及其他一些流行病高峰期，药房门口排起了长龙，外公他们更忙碌了。医生有病友，外公有药友，在他们津津乐道的谈论中，常会听到姚胜云，姚德云两个医生的名字。他们的医术和医德，在周边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急性黄疸肝炎有传染性。一位李姓的奶奶给孙子配药，对外公说孙子休学在家，她担心今年孩子的升学考试过不了关。外公说，这是最后几帖药了，孩子快好啰。李奶奶讶然道，咦，朱医生刚才说了，你竟然也知道了？外公开玩笑道，朱医生的锦旗下面埋了根地线，他的话我都能听到。
病人得到治愈后喜欢给医生送锦旗，是当时表达谢意的方式。锦旗常写有“妙手回春”、“再世华陀”、“药到病除”等一些字样，来肯定医生的医术。因此，一面锦旗代表了医生和整个医院的荣光。
冬至期间，外公白天上班，晚上给他的药友们熬制膏方。开水旁的一隅，外公蹲在煤炉边，慢工出细活，等膏方成凝冻状，他取出小刀，划切分割成厚薄均匀，大小相同的条状，再放入器皿。然后，交给药友嘱咐每天服用的剂量，并强调养生调理的必要性。
然而，随着西药的推广，中药房里抓药的人越来越少。九十年代初，当地的轻工业在迅速发展，而中医药却冷落下来。有个头病脑热，人们热衷于打点滴，吞药丸。中药房有时只有两三张药单，外公说自己成了个吃干饭的人，而且年龄也大了，他准备辞了工作回家。
临行前，我陪他上街辞别老友。街角有个郎中在卖膏药，说是祖传秘方，众人围了过去。我挤过去看热闹，外公拉住我继续往前走。我问，是假的吗？外公说，这很难说，民间有祖传的好药方，真假难辨。在传统观念里，一张秘方关乎着一个家族的兴旺，所以不轻易流传于外人。因此限制好药方的推广应用。一旦这个家族有了变故，秘方就失传了。
外公继续说，但解放后，有些医家本着弘扬国粹，悬壶济世的胸怀，把祖传特效秘方贡献出来，骨科圣药，专治肺气肿，烫伤药膏等等，让普通大众都得以医治，赢得一片赞誉声。可谁也没料到，社会的快迅发展，存世立足了几千年的中医药，竟挤到了时代的边缘。
我说，真搞不懂，我看过一个晚档节目，说日本正在大规模种植中草药呢。外公叹了口气道，我今年七十三了，两只眼睛相继出现散光，已望不到远方。
回家后的几年里，外公视力下降更厉害了，无法像原来那样，再翻读桌案上的几本中药书，尤其是他视如珍宝，那两本竖版繁体线装的《中药草大全》《本草纲木》。外公活动空间也限于自己熟悉的院子内，家族遗传的眼病很难医治（两个姑婆也是）。
外公的关节炎犯了，他对朋友说，自己眼睛坏了，搞不了药，希望朋友弄几张膏药来敷治，朋友却给他带来几瓶地塞米松。朋友说，现在谁还会调膏药，这药服用起来方便，又立竿见影。彼此，囿于院子内的外公，殊不知院墙外的变化，抗生素和激素是医院的主打药物，有的药店不再卖中草药，有的医院取消了中药房。
外公吃了一段时间的地塞米松后说，这药吃了有依赖，停药后，头晕，恶心，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小舅说，那你减少服用的量吧！不知人老了意志力薄弱的缘故，外公没有戒掉这药。最后他得了糖尿病，八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连同消失的还有六本泛黄的草药书，到底烧了，还是裹在其他垃圾扔了？小舅想不起来。
为此我在遗憾之中常常自责，没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抨击有些人口中“中医不科学”的佐证，让他们看看，传承了几千年来的华夏文明，这些文字！
我有个姓陈的同事，他的家人患了肾病，病情程度和他好友李阿姨差不多。化验单出来，李阿姨劝他们和自己一样介入中医治疗，陈摇头说了句他不迷信中医。结果，三年下来，他的家人病情慢慢恶化离开了。而李阿姨今年刚过了八十大寿。
前年我和表嫂同时感冒发烧，浑身酸痛无力。去卫生院，验血化验单出来，说是病毒感冒，医院里抗病毒药正好用完，医生建议我们去人民医院配服。表嫂说自己晕车不想去县城，等我配药回来，她已在自己村的老中医那抓了中药。三天下来，我们虽然服用不同的药，但感冒症状都好了。
我不懂医理和药理，但根据自己的经历，我十分认同郑观应的观点：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实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于医学大有裨益。
中医作为传承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应该在传承和发展中找到平衡。有人说看唐文化去日本，看明文化去韩国，这话听上去虽有点刺耳，但也让国人意识到，民族的复兴就是文化的复兴。中医是文化复兴的载体，也是我们民族自信力量的所在。
所幸在这场疫情里，我陆续在网上看到国家卫健委，以及媒体报道，中医药全程参与疫情防治的有效率和覆盖率。我在欣喜之余，想起外公拿着鸡毛掸子念过的一句话：但愿世间皆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