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2000年，我的高中生涯，依旧是在原来的镇中继续就读。

中考差了十几分没上县重点高中的分数线，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当时听说高中招生名额也不是很多，我就早早的报了原来中学的高中班，预着留作保底，然后期盼着县里第二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当手里拿着县二高的通知书时，我却犹豫了。看着里面不算便宜的学费和伙食费，我在盘算着，比原来乡镇的中学开支得高上一半。想想本就不宽裕的家庭，还有初三时做了一场手术的父亲，我最终选择了把通知书放在箱底，也没和谁商量过，就告诉家里没得有其他的通知书，继续在镇上读高中了。

多年后回想起来，偶尔也会闪过念头，重新来过的话，还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回忆当年高中的生活，自己是算不上极为珍惜的。自恃有那么一点学习的天赋，为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能拿第一而沾沾自喜。当班上后进的同学晚自习后仍自愿留教室学习到十一二点，我都是跟着铃声下课回到宿舍和舍友们吹牛皮了。有空的时间更是到处串门游玩，把班上80%以上同学的家都逛去过，有的去了很多次。

尽管高一政治历史分数遥遥领先，高二分班时我还是选着理科，觉得农村娃学技术比学管理来得实在。初中时，不记得什么时候起，自己多了个“神仙”的绰号，起因好像是因为有段时间上课不断放屁而被一位街上大佬叫出来的。绰号一叫开后就和一帮同学伴着来到高中了。

也许是为了摆脱绰号起因的尴尬，我记得那时经常做一些有点“离经叛道”的事。包括但不限于，凡是考试争取第一个交卷；所有球类活动都积极参加；宿舍喝白酒我必参与；有点探险项目的也去；晚上深夜爬围墙出外也有我的份；高三高考前夕，还经常赤着脚从宿舍走去教室上晚自习。

犹记得当初好几次政史地生类期末考试，一个钟不到，很多人没写得一半，我就交了卷，一个人回宿舍睡大觉了。排球是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打的，也算是自己技术最好的；篮球足球班上有队时也去参与，属于凑人数；乒乓球羽毛球是和女生打多，没什么进步。宿舍喝酒，是因为班上有位女生家里酿酒，经常会被好酒的男同学叫着从家里带一两个矿泉水瓶来，指定要三花酒。以至后来把人家女同学名字都换成绰号“高三”了。

类似探险的，有一次和另一个同学，周末去爬镇上最高的山（海拔不够千米）。算着是要去过夜的，却什么也不带，没手电筒没被子没带水。半夜里，两个微冷的人缩着身子躲在上顶一间房子的墙边，你看我我看你，在淡淡的月光下相互苦笑。同学埋了一瓶酒，矿泉水瓶装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含意，我是什么也不做，愿望都没许一个。另一次，和五六个同学相约骑行爬县里最高的山，我借到了一辆山地车跟随出行。骑行时间就得花大半天，在山脚住了一晚8元的小旅馆，第二天才爬山。爬上山顶时风很大，又有雾，大家兴高采烈。

深夜爬围墙外出，基本是因为有镇上的同学在家搞宵夜。其中一次，大家拿着工具在周边收割后的稻田里照着松节火找黄鳝，也弄到蛮多，一顿吃完已经半夜两三点钟了。赤脚走路不记得是出于什么考虑了，也许是想着标新立异，也许是为了佐证“赤脚大仙”之说法，也许是寻找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之安慰。

记忆尤深的，是班主任。他也是一千多人初中高中俱全的一校之长，也是我们三年的数学老师，还是半个体育老师。为什么算半个体育老师呢？因为我们当时一个大班七十多人，在校长的发动下，后来有二十多人是报名参加体育生训练的。而平时每天早上的常规体育训练，基本都看见校长参与其中的影子。

校长他当过兵，经历颇多，爱好也很广，写得一手大气毛笔字，拉得一手好二胡，笛子口琴都懂，能给我们写班歌来唱，还教会了我们班上好几个人下围棋。班会上经常给我们上思想政治课，却也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都是结合自己实际经历来讲的。

他常讲的印象颇深的有两点，一是“一加一永远”。“1+1”也是校训，高高地嵌在教学楼顶；也写进我们的班歌，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唱，我倒还是偶尔哼上两句。另一点是“出去后，不是人选择社会，而是社会选择人，你总会做着一些你自己当初都没想过的工作，不要太早给自己人生设限。但不论做什么，一定要用心把它做好。”可惜作为他弟子的我，却没能真心领会，反而在社会中随波逐流。

其他的老师也很认真。语文老师稍年轻，一副金丝眼镜，耐心重复的一讲再讲，生怕我们不领会。英语老师生活最讲究，其穿着永远是校园里的靓丽风景，满怀激情地讲解着普通的语法要点，还经常把我们前十名的拉去额外开小灶。物理老师是个实干家，家电维修就是小事一桩，他满脸黒须，我们经常测算着他一天到底要刮多少次胡子。化学老师讲课幽默风趣，瘦高的身板讲话却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让我们好不羡慕。政治历史两位都是女老师，和蔼可亲，跟大家处得像朋友。地理老师矮个子，肚子略大，满脸红光，常常打趣他自己没有冬天过，当我们穿着毛衣外套时，他还是一件衬衣穿梭在校园里。

曾经班级里的事，细细想来还是记得好几桩的。

其一是班旗班歌班服，这是其他班级几乎都没有的。班徽形状像一颗小树苗，就是我们班名数字的形象延伸，用一颗颗黄色五角星排列在红色旗帜上形成图案，每颗五角星再写上同学名字。班服是按尺寸有镇上裁缝对应加工的一整套，一件灰绿色的衬衣，外面还有一件马褂，大家都很喜欢穿。

当同学们的名字写在班旗上的星星之后，校长说话了，“今后不能让一个同学辍学，有不来的，你们班干先去劝说，搞不定再跟我说。”却不知，一个学期后，真的有些同学没见来报到。所以当年作为班长的我，也因此有了好几次带着同学去家访的经历。有两些是劝不回来的，劝得回来的也有。比如其中一个，后来考大学读了园林设计，现在在省府住着大房子。虽然我生活远不如他，可想着这事，心里还是生出一丝成就感。

记得班上搞过好几次集体外出活动，校长都参与。其中一项固定的活动，是每个学期抽一个周日徒步到镇上一个最偏远的村庄去慰问贫苦户。走路接近三个钟，却也大部分同学都参与了。当时拍有挺多相片，至今那些相片还是聚会时聊天的一项话题。

有一次，学校搞了个“校园之星”的评选，优秀的师生都提名在上面供大家投票，然后发布在宣传橱窗了。那一次，我去看过，自己竟然是第二名1100多票，就比校长少一百来票，比很多老师的票数都高，这是怎么回事？全校性的会议也没见过有那次对自己进行宣传。后来才了解到，原来校长带的班，大家都会常关注，我是经常班上第一，不知不觉就“名声在外”了，其他老师们经常拿我做“榜样”教育班里的学生，所以很多学生都听过我的名字。可惜，高考时，善文弱理的我，却没能如愿考上那时的重点大学分数线，辜负了这一份来自陌生众人的信任。

每年的运动会，我们班因为体育生特多，都是大放异彩的，经常听到有同学破了某项校运会记录。高三时，在最引人瞩目的团体接力赛（每班大约出三十人，每个人要跑完一圈300米的跑道），我们班鼓声震天，比第二名都快了好几圈，破纪录那是不用说的了。之后，全班每个同学人手一张奖状（当然有些是班上其他同学的），校长站中间，一张张开怀大笑的脸，定格在照片中。那应该也是我们最高光的时刻。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有一场学校排球赛。在平时相互的打球中，我们班实力是最强的。半决赛，看着名单上熟悉的对手，班上不少同学说，我们就算派二队出战都能赢，这么想的人也包括我，可惜现实给了我们重重一棒。比赛开始，有的队员还没在宿舍，我随便带着几个人上阵，结果一下输了前两局。第三场，班上几个水平最好也赶到场了，大家合力赢回一局。第四场，我们又心急了，不断地传球扣杀，想快点赢，结果，失误比平时多很多。而对方，就像刚开始打球的，都是普通接发的基本动作，稳打稳扎也没搞什么俏技术。比分却是他们领先于我们，当然差距还不是很大。大约到十七八分时，轮到我发球，大家也投来期待的目光（按平时和他们打，我有过靠发球连赢七八分的记录）。拿着球，听到旁边有声音传来，“他们肯定输”，我回了一句，“不可能！”球发出去了，力量很不错，他们没人接住，可结果，裁判判我们输，因为我没等到裁判的发球信号就先发球了。就这样，我们比分被继续拉大，也临近局点，心里更焦急，最终输掉了比赛。

那也是我高中一大遗憾，一个班长，在高考前不为班级带来一场胜利，反而输掉了本来能赢的比赛。随后不久，我们和青年教师约了一场友谊赛，打得很精彩，围观 的人很多，也打赢了老师。可是，感觉还是换不回大家心底的失落。我一直耿耿于怀，也不知有多少个同学如我所想。

也许那球赛就是一个预兆，高考后，班上整体成绩不怎么理想，一个重点也没得，本科生不多，大部分读了专科。体育生有十几个体育分上线的，可惜文化分达到划定本科线的不多，也是遗憾。虽如此，全班还是培养出10位左右的中学教师，分布在两广各地，算是校长的欣慰吧。

高考后填报志愿时，还不懂上网的我，对着一本志愿介绍的书翻来翻去，一是看专业介绍，二是看学费。第一志愿报了西安某高校的自动化，没得；第二志愿报了省内的中医药大学，第一个针灸专业的志愿也没得，第二个志愿专业药学终于有了通知书，也还理想，起码学费便宜，一年2900元。从此让我开始了毕业后近二十年的药品搬运工生涯。

毕业后回学校的次数很少。十多年前，母校盛办五十周年校庆，回去一次，可惜已换了校长。2017年，和三四十位同学打着“相识20年”的旗号搞次大聚，把还在校的当年老师都请出来吃顿饭。可惜当时的自己业务受困，债台高筑，虽参与而不尽兴。

后面也没怎么回过母校了。当年约好五年一聚，能实现的却也不多，看今后缘分吧。平时多次回乡回城，都有同学招待，偶尔也坐上来一两桌，对我这个当年风光如今彷徨的老班长，很多人还是很热情，只是这热情让我常常心里发苦。也不知是否是自己想多了呢。

最后想说的，希望校长教诲常在，班歌精神永在，希望同学们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