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有关。当然，更和他的眼界有关。
人年轻的时候，容易陷入到是非的漩涡中。评判一件事情，或者主张一件事情时，总是要么“是”，要么“非”。将是非判断作为做与不做事情的基本动力。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慢慢地就意识到了是非之间没有那么的绝对。一些言之凿凿光明正大的事情，也有人会卑鄙的做出私利私益来。反之，一些看起来明显属于阴谋的事情，也有人泰泰然做出了君子风范。
今天，我们谈到“讲政治”时，君子也好，小人也好，也是各得其乐，各有所解的。
对于君子而言，讲政治就是明大理，顾大局，全心全意为了事业，站在全局的高度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对于小人而言，就是唯上，就是听号，就是紧跟个别领导不掉队，甚至必要时，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见风使舵的举旗站位。一些明显带有鲜明的褒贬色彩的词，在不同的人看起来，做起来，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蕴。
实际上，讲政治就是忠诚。形而下的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形而上的忠诚于事业。从心学的角度讲，就是将对于内心的忠诚和对于事业的忠诚和谐地统一起来。
王阳明年轻时，被派到某地剿匪。当地的山匪十分猖獗，但其中的确有不少山匪是“官逼民反”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屈从于山匪势力，不得不委屈加入的。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王阳明的内心十分纠结。一连半月都按兵不动，此时的他当然明白要忠于事业——为皇上打出一片国泰民安的蓬勃气象，但于此同时，他过不了自己内心的纠结关。他无法对山匪中的“官逼民反”者和被裹挟者无动于衷，不愿意通过简单的武力草菅良知尚存者的性命。用他自己的话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半个月的时间里，王阳明一方面闭门做自己“心”的工作，另一方面派人在山匪出没的地方贴出招抚公告，苦心劝解有冤屈者和被胁从者，在限定的时日内尽快“从良”。
对于此时的王阳明而言，要做到表层的忠诚于事业容易，做到深层的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则难。
最后，用半个月的时间，王阳明终于想通了。老百姓终究还是要安居乐业的，山匪为祸的状态就像人身上生出了无法治愈的毒瘤，必需尽快果断切除。如果一味的怜悯这些山匪，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泯灭当地人心中的良知，任由当地民风转为彪悍野蛮的匪风。痛定思痛，王阳明一方面向朝廷递剿抚并行的方案，希望皇帝能够恩准在剿匪结束后，以怀柔的政策与民休息。另一方面通过当地老百姓向山匪“传话”，告诫其尽快“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内心的工作通了，面上的工作自然顺风顺水。规定的招抚期一到，王阳明指挥军队，势如破竹，几天的功夫便彻底击溃了主要的几撮山匪势力。剩余的山匪逃的逃，降的降。很快当地便恢复了清明。
“讲政治”就是要忠诚，忠诚于自己的内心，忠诚于从事的事业。对事业不忠诚，“讲政治”便无从谈起，对内心不忠诚，“讲政治”便举步维艰。
王阳明之前，朝廷多次派过剿匪大军，那些主帅没有不讲政治的，每个人都很“忠诚”。但他们或者忠诚于偏颇的内心，或者忠诚于狭隘的“事业”。没有人真正像王阳明一样，将对内心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忠诚完美地统一起来。于是，同样是剿匪，同样是讲政治，同样是忠诚，却有了不同的过程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