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的时候，很多人将这种形状的花儿称为“格桑花”，花儿开遍了西藏的各个角落，在布达拉宫的墙角下，在伸向远方的道路旁，在普普通通的花园中，在百姓家的院落中，均有这等花儿的影子，而当地的百姓常常称其为“张大人花”，花的名字因张荫棠而起。但熟知花科分类的人都知道，格桑花和张大人花并不是同一种花儿，只不过模样相似。而拍摄到这朵花的时候，我人处在中国的最北端，漠河的北极村。花，自然不是格桑花，亦不是藏族百姓口中的“张大人花”，而是农家篱笆院外普普通通的一朵，迎着阳光，肆意的开放，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明丽。
越是卑劣的环境，越能养育着坚强的生命。
就像在沙漠中存活的植物一般，身处在寒冷至极的北部边陲，每年的无霜期只有九十余天，短暂的生长期，并没有影响它们把最美的一面呈现出来，而是以更绚丽的姿态将自己呈现，以不白在世间走这么一遭。
自小对东北有着别样的情感，其中因着血脉的牵绊。我的舅舅，也是妈妈的哥哥，在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距离家乡2000余公里的“关外”，乡亲们口中所说的关外，就是东北，出了关，便是关外，这个关，是山海关。自此他便开始独立谋生活：他伐过树，替人做过工，在东北的寒冷气候里，举目无亲，一呆就是二十余年，没有亲人见证他的成长，没有少时的好友亲临他的婚礼，直到我十几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这位舅舅，乡音全无，满口的东北音。近至中年的他，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出门离家时那少年般的激情，岁月能给他的是黑红的脸膛和逐渐深刻的皱纹。
后来听妈妈讲，她的这个哥哥的性情和小时候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连她自己都在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哥哥。二十余年的他乡际遇，生活的艰辛需要一个人扛，养儿育女的辛劳需要自己承担，使他早已将他乡当做了故乡，因此才会心生出一种别样的心绪。性情迥异，太正常不过了。这让我想起了迟子建小说《白雪乌鸦》中的秦八碗。秦八碗，山东人，为人豪侠仗义，能饮酒，以母命为上。
当有一天走进了北极村，这座中国最北端的小村镇时，发现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住户都是山东人。就连从北极村走出来的作家迟子建，父辈也是山东人。镇上缘起于1977年的供销社，仍旧保留着其原有的姿态，一位年近50的售货员正和游客聊天，说自己来自山东。我立即上去搭话，说我们是老乡，详细了解之后，才发现我俩来自相邻的两个县，只不过她到达这里的时间，长过我的年龄。在这段悠悠的岁月中，见证了北极村从一个小小的村落发展成为一座旅游小镇，说话间，仿佛时光已穿越了万水千山。
心里包不住东西的我，对这位销售员老乡说，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是为了了一段情缘，我说我是迟子建的书迷。她听后激动的拉住我的手，说迟子建很是喜欢这家供销社，每次只要一回来，必来这里采购东西，在过往的时间里沉吟半天，她还激动的给我看了同迟子建老师的合影。
供销社，在改革开放后便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配给制计划经济的标志走进了历史，而其中的风雨岁月，带给一个作家的，不仅仅是一段回忆，更是一种情怀，一种眷恋。这家最北供销社，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独特的陈设，进门出门，仿佛都是在穿越。
大凡作家的写作资料，多半来自于自己的童年，或许，这也是迟子建老师对供销社痴迷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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