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汝南督邮吴导忽然到了辖下的征羌县，到了驿馆之后却闭门不出，伏床大哭，弄得县衙上下官吏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消息传到县里一位名士范滂范孟博耳中，二话不说，自行前往县里的监狱投案。
县令闻听大惊，出来问道：孟博何以来此？
范滂道：督邮来此，必是奉朝廷诏书抓捕我，闭门不出，知我冤也。
县令默默封好印章，道：天下都知道你冤，孟博又何必前来送死。我也不愿承担任上抓捕孟博的罪孽，这就辞官，和你亡命天涯。
范滂苦笑道：只要我一死，此事便了结。怎敢拖累足下，又怎好令老母跟着我一起遭受流离之苦。
这时范滂的母亲、弟弟和儿子也已闻讯赶来。
范滂磕头向母亲道：弟弟孝敬，足以奉养母亲，我先追随父亲到黄泉去了。惟愿母亲大人暂忍恩情，万勿过分悲伤！
母亲强忍不舍道：乱世里，清白和安全不易兼得。你如今得以和冤死的李膺、杜密两位大人齐名，当无憾！
范滂向着母亲再拜诀别，回头又对儿子道：叫你将来为恶吧，我清楚地知道人是不能为恶的。叫你将来行善吧，我正是因为不作恶才落得如此下场，又有什么说服力。说罢头也不回，径直往监狱走去。
一旁的众人听到此言，无不落泪。
这是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中的一幕。
在这场动摇东汉政治根基的风波里，受难之人成千上万，并不只是范滂一人，有直接涉案的，也有因为保护这些名士而被牵连的。
孔融一家便是，他的哥哥孔褒和名士张俭有私交。张俭落难时，孔褒恰好不在家，十六岁的孔融收留了他。事发之后，孔家兄弟都被收押，但不知究竟该治谁的罪。
孔融道：收留张俭的是我，请治我的罪。
孔褒则道：张俭来投靠的是我，应该治我的罪。
官吏无奈，问兄弟俩的母亲，母亲道：这是家长的责任，请治妾身的罪。
一门争死，其义如此。最后孔褒被牵连处死。
这一场以打击党人、名士、豪族、及其亲属、门生为主的运动，牵连者动辄处死、不死也被禁锢终生不得入仕，而运动的发起者则是汉帝和宦官集团。
这里需要简单说一下自古以来围绕在天子身边的权斗。
天子身边有两套班子，一套是外官，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朝堂上议政的那些。另一套则是內官，是活动在最私密的禁宫、离天子最近的一些侍臣，包括皇室成员、禁宫侍卫、后妃的亲戚也就是外戚、各种日常生活的服务人员（太官、太医、尚方等等），另外就是宦官。
外官实际上是真正治理国家的系统，以三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东汉时则是太尉、司徒、司空）为首。但是在东汉时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总是外戚集团。这是因为东汉的天子特别短命，当未成年的新君即位，实际由太后来临朝决定政事，太后的亲属作为外戚自然大权在握。这些外戚广树党羽，连接内外，跋扈起来连天子都不放在眼里。天子当然要争回话语权，但四处都是外戚的耳目，可信任的、能说的上话的就只剩身边最亲近的宦官了。
所以在汉桓帝的时候，发生了靠宦官来铲除外戚势力的事件，宦官身份低贱，本来谁也看不上他们，这时却突然成为了天子最依赖的对象，自然奋不顾身。为避开外戚的耳目，这次计划还是汉桓帝在厕所里和宦官偷偷商定的。天子不能和奴仆歃血为盟，于是狠狠咬破了其中一名宦官的手臂作为誓约。
从此宦官集团作为天子亲信，登上了历史舞台，掌握着东汉的命脉。
外官集团基本是儒生，或者能征善战的武将世家，无论是从出身上，还是权力被分走上，都注定了和宦官势同水火，从一开始就不断地在抨击宦官秉政，甚至不惜为此批评天子的昏庸，终于在最后走上了被天子和宦官联手打压的命途。
东汉也在这场风波里，奄奄一息。这个朝代从一开始就像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在勉力支撑着活下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它周边的匈奴、鲜卑、乌桓、羌族等一直在制造战乱，外患不断，国力衰竭，这时又发生党锢之祸这样巨大的内部危机，终于摧毁了它最后的一点元气。
在党锢之祸里被禁锢的，还有一位名将张奂，他东征西战多年，立功无数，名震天下，还是被免官了，而他那些骁勇的手下有些则幸免于难，仍然在外领兵，其中有一个他麾下的旧将，名叫董卓。
党锢之祸的同时，东南方也有人起兵自称天子，有一个年轻人招募了一千多人，帮助朝廷平定叛乱，这个年轻人，叫做孙坚。
毁灭当中，蕴含着生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渐渐倒塌的废墟上积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