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对东汉末年时代背景作了总体介绍，外戚、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忧外患，腐败透顶，道德沦丧，俨然作死图景。下面重点介绍外戚、宦官与士人集团这三股势力的冲突纠缠，即“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

关于党锢之祸，《三国演义》说，“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

其实宦官不管怎样作威作福，不过是依附于皇权的狐假虎威罢了。而他们之所以能得皇帝宠信，逐渐发展为危及全国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源于曾作为政治工具，替皇帝打击专权的外戚。

说起外戚专权，并非汉朝才有。

早在战国末期的主要大国间已经比较普遍，有的是自然生长，多数则是君王有意扶持。他们作为皇权的延伸，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但一旦外戚权力过大，危机皇权，则又需要其他政治力量来制衡。比如秦国范睢的上位就是迎合了秦昭王的两大需求，强大君权（削弱外戚权力）和国家。

只是汉朝外戚专权尤其严重。

因为皇帝们大多短命。西汉后期和东汉一朝几乎全是小皇帝，给外戚专权提供了土壤。等小皇帝成年了，就依靠宦官势力把外戚赶下台。汉朝的政治就这样周而复始。

汉桓帝刘志时，依赖五个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名宦官 ）铲除了盘踞汉廷二十余年之久的“跋扈将军”梁冀及其势力。五人因功封侯，在刘志的默许下大肆提拔亲信，乃至干涉朝政。宦官集团获得权势利益。

“汉桓帝（刘志）铲除梁冀，五侯弄权”。

宦官集团的壮大引起士人集团的批评和主动攻击。

这插播一下对汉朝宦官的说明。

《后汉书》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也就是说后汉光武帝之前，宦官并非都是阉人。当然也有自行阉割以示决心的。尽管如此，在有知识有地位的士人眼里，他们不过是被皇帝豢养的残缺人（精神/肉体）。

士人集团由自身的优越感所产生的政治洁癖容不得宦官干政。

于是，士人集团不仅舆论上抨击宦官干政，为官一方的士人还缉拿为害本地的宦官及其子弟以泄愤。双方冲突不断。

不过桓帝也不似我们想象的那么昏庸，开始时并非一味偏袒宦官。有个例子。官员李膺曾对将张让（宦官头领）的弟弟张朔正法，张让找桓帝投诉，桓帝都是公平处理，让李膺和张让当面对质，张让理屈认输。

问题是，士人官员并不总是依法行事，常有“法外杀人”、“过度执法”情况发生。

身居朝廷的宦官们，就通过操纵皇权进行反击。他们抨击这帮与己为敌的士人结党营私，是为“党人”。

双方水火不容。后来，大臣李膺的“抗赦杀人”案成了导火索，一发不可收拾。

事件的起因是，和宦官来往密切的一个人叫张成，提前得到朝廷即将大赦的消息，便派儿子杀死了仇人。过几天，朝廷果然宣布大赦，但李膺不顾赦令还是处死了张成。同时，违背大赦杀人的官员还有成瑨。

这一系列事件，加上宦官的煽风点火引发桓帝震怒。将李膺、陈寔等二百余人抓捕入狱，并诏布告全国各地逮捕党人。

范书《党锢列传》：于是天子（刘志）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

后来，事情在大将军窦舞促成的大赦下暂时和解，因牵连入狱的党人被免罪释放，但是终身不得从政。此次历时半年的“党锢事件”，史称“第一次党锢”。

“抗赦杀人”现象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

一是党锢之祸中，士人集团并非完全无辜。士人多以主观情绪而非统一的法律做行事标准，即黄教授说的，“儒家重人身关系，不严格尊重法治，产生不正规的影响”。

二就是皇权的控制力虚弱。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前面的就不说了，最后一个“控制”都失守了。两股政治力量对峙且都把控不住，局面混乱是早晚的。汉桓帝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自我批评说“失政”，但为时晚矣。

第二次党锢

第二次党锢发生在汉灵帝刘宏时期，最终形成宦官干涉朝政达二十年之久（169-189年）（事情具体过程百度很多，在此不赘述）。

但其成因与桓帝不同。

桓帝是为了对抗权臣才引宦官为支援，而刘宏登基时才12岁，围绕在他身边的不是宦官，就是亲宦官的官僚集团，完全被他人左右。

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后汉书 宦者列传》）能说出这样让人瞠目结舌的话，还能指望他幡然醒悟、奋发图强吗？

由此，“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宦官之祸，比起桓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想，睁开眼看到的是宦官，围在身边的也都是宦官的刘宏，依赖宦官是也人之常情，活在宦官的蒙蔽之中确实情有可原。若想他摆脱宦官的误导，只能靠他自己，通过积累人生阅历，分辨是非了。

但这何其难也。

直到黄巾之乱起，想必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北地太守皇甫嵩上书要求解除党锢，灵帝准奏，持续十四年的“第二次党锢”才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士人（袁绍、曹操等）重返政治舞台，士、宦之争重新拉开序幕（其实士人集团在党锢期间没闲着）。

后来，灵帝临死前，把废立这样的大事（废刘辩，改立刘协）嘱托给一个宦官叫蹇硕，直接引发了皇室内部权力争夺，史称“十常侍之乱”。（见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