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头就是以一种荒诞的形式出场的！这种荒诞确实没有逻辑性和存在合理性。

不是说李光头在厕所偷窥的事荒诞，这种事在80、90年代的小县城、乡镇的那些还在使用旱厕的公共厕所是时有发生的。

荒诞的是人们对这件事的处理，不仅法律层面不了了之，此事还成了李光头炫耀的资本，换取了不少的阳春面、三鲜面，那些请吃面的男人也真是单纯、无聊、猥琐的很。

还有对派出所民警急欲查明案情真相的描写，如果放在影视作品里肯定是要被删减的，否则无法过审。

这事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威严，还拉低了刘镇居民的整体道德水平，尤其是作品里那些有名有姓的男人大都是猥琐、阴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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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过余华的《活着》，觉得写的很好。把富贵在各个时代背景下的生活毫不保留的展现给读者，让读者通过小说了解时代和人物，以及人物在时代背景下起伏的命运，把苦难表现到了极致。

作品打动读者的就是真诚，真诚地塑造人物性格，如实地描述历史背景。对人物命运既不夸大其悲剧效果，也不掩饰时代对人物命运的作用。把冲突表现得既不戏剧化的夸张，也同时在克制的表现后面流露出倔强和无奈，让读者的情绪也随之起伏波动。

《兄弟》的前半部分像极了《活着》，把现实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光头父亲悲催、现世的死法让他的母亲李兰承受了第一记重击，宋凡平被迫害致死是第二记重击，而李光头继承其父衣钵的流氓行为对她又是一击。不过这些她都挺过来了，以地主婆的身份坚持活了下去，她像不像那个富贵？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书中多次绘声绘色地描写李光头和长条凳、电线杆发生的关于发育的故事，是为了真实反映男孩成长的故事？还是为了博读者的眼球，为作品增“色”？我认为那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表述，于人物刻画、于故事讲述并无多少意义，如果另有深意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前半部以荒诞和苦难结束，苦难多于荒诞。苦难随着特定历史时期而结束，另一类的荒诞也随着时代变革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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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部分真正进入了故事的荒诞？

从李光头追求林红开始，到兄弟宋刚含泪截胡，其后的苦情和痴情也基本在俗套之内，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而后，因缘际会李光头的人生不可思议的开挂。故事的荒诞之处不在于李光头何以会发迹，因为回头看那个年代，站在风口上的猪能够起飞在物理学和经济学上都是可以解释的。

李光头的发迹虽然有时代发展的推动，也多少有他光脑袋的不怕戴帽子的精神因素。同时书里又一次弱化了公权力的作用，李光头可以在体制内单位任意进出，戏剧化地主导福利厂的命运。还可以把垃圾堆到政府门口，藐视公堂，实在荒唐。

这些如果不是作者着意以荒诞的手法讽刺官商勾结、小人得志，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改革开放成就了很多神奇的人和事，他们借助政策的优势和漏洞，凭自己的胆识趁势而起，成就不逊于李光头。他们的故事有的今天还在延续，有的已经曲终人散，不可尽数。

李光头的发家史和所作所为在现实当中的确有迹可循，比如他发起的选美大赛，还有他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这些不是只有小说里才有的桥段。近些年那些倒台的官员、爆雷的富豪，他们暴露出来很多小说里的荒诞情节，然而在这之前竟一片繁荣祥和、明镜高悬，只有荒诞的小说在胡扯。

小说对宋刚悲催结局的处理是精心设计，还是无奈之举？他对李光头的兄弟之情是真挚的，而他这个没来由的文青夺了李光头所爱，这个情节又有些牵强。

也正是这个情节注定了他避无可避的悲催命运，背井离乡可以理解，但居无定所、招摇撞骗，甚至安装假体则过于荒诞。不知这对于表现人物性格、命运，以及故事推进有何必要之处？

荒诞到了极致除了讽刺，还有无厘头。

而作为小说里有限的几个女性人物之一的林红，在小说开始被李光头偷窥以后即注定了她的命运。从恼羞偷窥事件开始，到决绝地拒绝李光头的求爱，再到背叛宋刚和李光头搞在一起。她没有逃脱作者按照男权思想给她安排的命运，女人终究逃不过成为男人猎物，尤其是像李光头这样的“成功男性”。

这不是荒诞，是现实的条件反射。

书中其它几个人物有的踩中了时代的节拍，跟上了强人的节奏，从而攀上了刘镇主人翁的位置，如：刘作家、余拔牙、王冰棍。还有就是畏首畏尾，见识和胆量不足的赵诗人、童铁匠、关剪刀，他们舍不得眼前的孩子，所以套不到未来的狼，成为这段时代故事的配角。

时也、运也！不管过程表现得多么荒诞，还是可以看到现实反证的印记和因果论的痕迹。

无论谁站到了俯视结果的高度，总难免对当初的选择指手画脚，这是人性，也不是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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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名为“兄弟”倒是有点荒诞。

一起承受“扫堂腿”算是共患难，“大白兔”奠定了共富贵的基础，从童年到成年的友情倒也感人，是林红改变了这一切。

这算什么兄弟？宋刚纳兄弟之所爱为妻，李光头淫兄弟之妻，荒诞！而宋刚对李光头的接济有多少是出于内疚？有多少是缘于李兰的临终嘱托？李光头对林红的接济是出于报复和羞辱之后的心理满足感？还是为了那疯狂的不伦企图？

也是，也不是。这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性和兽性的交织。

我觉得李光头的故事还没有完，还有的写，他还有延续的空间和土壤。事实上他的故事也的确还在日出、日落的地方延续。

近几年读过几本所谓魔幻现实类的小说，如：苏童的《菩萨蛮》、莫言的《生死疲劳》，写得都比这部好。它们把魔幻和荒诞发挥得比较彻底，同样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它们的荒诞更容易被接受，就像《活着》。

我们接受的不是对苦难的认同，也不是逆来顺受，是对苦难不加掩饰的描述，对人性毫无保留的展示。然后不带任何情感的，以第三者的角度毫不避讳地观察。

为什么这些文学大家对过去或现在的一些现实题材要用魔幻或荒诞的表现方式？

是禁忌？是忌惮？是不得已的选择？还是权宜折中的智慧？

荒诞的表达形式本身也是一种荒诞！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