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离开我有四十年了。

她是我记忆中最早离我而去的亲人，老家堂屋黑框相架里那个削瘦、慈祥的老人，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

是的，我的记忆的发端，是跟奶奶紧密联系一起的。

那时，爸爸妈妈因为要出工，没时间管我，奶奶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守护神。

我胆小而且好哭，有一把响亮的嗓子，只要有三分钟没有见到奶奶，我便立马扯着嗓子大叫起来：“奶奶，奶奶。”

如果没有回音，我就号啕起来，仿佛奶奶就此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幕已成为全村人的笑谈，他们常逗我：“哎呀，你奶奶又不见了。”我的嘴就开始撇起来。

被逗哭的我成为他们再一次的笑话。

由此可见，我对奶奶的依恋有多深。

三岁那年，我生了一场病，有点发烧，走路有点瘸。农村人普遍接受天生天养的观念，看孩子不适，粗枝大叶的大人会说，“过两天就好了”。还有的，是用迷信的方式去治。

但在奶奶的眼里，我的痛苦便是她的灾难。

那天，爸爸妈妈像平常一样到十几里地外的地里出工，奶奶直觉不能让我的病拖下去，她带我去了镇上医院。医生说，您赶紧带孩子到县城医院去，我们这里治不了。

奶奶真的慌了，到县城？她从没去过，好在她想起自己的一位娘家堂兄在轮船公司工作，她去找他，在他的帮助下，奶奶带着我坐上了一艘开往县城的轮船。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轮船。

对在河边长大的我，轮船代表着一种神奇的美好——夏天，赤着脚在河滩上玩耍，远远地看到轮船来了，将裤脚挽高，然后站在河水中，又期待又害怕地等待着轮船驶过激起的浪花。鼓荡的河水会让你觉得脚下的大地都跟着动荡起来，带来一种小小的眩晕感。那艘缓缓驶去的轮船，那些船上的人，他们将要去向何方？这是更大的神秘感与向往。

当自己真的坐到大轮船上，自然兴奋不已，扒在船舷上看着河堤、河滩上吃草的牛，像以前的我一样呆呆地站着往轮船上张望的放牛娃们，他们以静止的姿态从我的眼前徐徐向后退去，心中的喜悦与惊奇便再一次带着眩晕袭来，我哇地一声吐了，早上吃的面条全吐在了船上。

奶奶一边跟人家道歉，一边找来拖把、扫帚来清理，我软绵绵地坐在那里。

奶奶的那位堂兄把他尚没上学的小儿子也带在船上，这时，那个小男孩过来了，把他口袋里的糖掏出来给我吃。这糖安慰了我，我恢复了一点精神，然后，他和我一起趴在轮船的窗台上，看着船舷所划开的一层层泛着银光的波浪发呆。

你看，他对我说，我看他的手心里居然有一枚闪光的硬币。

来，和我一起玩游戏。他把硬币竖放在窗台上用手一捻，硬币旋转起来，然后他的手扑在上面，问我：“是国徽朝上还是麦子朝上？”

如果猜对了，我就可以把硬币拿过来，旋转，扑倒，让他来猜。如果猜得不对，我就得伸出手来，让他轻轻地打一下。

我们轮流旋转着，猜着，叫着，笑着。

“徽？麦？”我们很快就用上了简称。

“徽。”

“不对，麦。”

……

突然，那枚硬币在旋转与扑打中飞了，只见一道银光闪过，它消失在船舷外的激流中。

我们都呆住了。

不知道那枚硬币是从谁的手中掉下去的，我们一起伏在船舷上，紧紧地盯着那翻腾着浪花的河水，希望它能将那枚硬币翻腾上来，至少让我们再看一眼也行啊。可是，没有，那枚硬币，已经远远地留在了我们身后，在某一个无法标记的地方，在它的周围是无穷无尽涌动的河水以及泥沙。

然后，有一天，我的奶奶就像那枚硬币一样，真的不见了。

因为肺结核，走时她还不到50岁。

我是一个记忆力还不错的人，但是我不记得与奶奶的葬礼相关的细节，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也许是忧伤让我对此失忆了，也许我在潜意识里抗拒着奶奶去世这一事实。

但我清楚地记得她生病时的情景：她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那里因为她的病已成为我的禁区，这让我恐惧但又向往。我只能站在门槛上，探头向里望，听到奶奶的咳嗽声，以及爸爸姑姑在问她，你今天怎么样，想吃点什么。他们的声音里透着担心与焦躁，而我的心里也是忐忑的。

站在门槛上，似乎听到奶奶问：军娃放学了吗？

我在这里，奶奶。我大声地说。

作业做了没有？

做了。奶奶。

她在房里，我在房外，我和她隔了四五米的距离，但我根本看不到她的脸。耀眼的阳光从门窗斜射进来，灰尘在屋瓦的缝隙间所漏下的光柱中慢慢地舞蹈，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

从大人们的悲伤与不安中，我知道奶奶要死了，那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但恐惧与悲伤是清晰的，只是无以名状。

我偷听大人们的谈话，听他们说中药里需要一味叫车前子的草药，于是我在放学的路上，在村边的树林里、河堤的草丛中寻觅。那时的我甚至还不知道车前子是怎样的一种草，只是无端地觉得它就是那种有细长的叶子开紫色小花的草。

可能是这些紫色的小花十分符合我当时心中的忧伤吧。于是，我每天都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摘一大把，然后悄悄地放在奶奶家的门前。

我幻想着，有了这些草，奶奶的病会好起来。

奶奶终是走了。

后来，奶奶出现在画像中，瘦削的脸庞，大而深陷的眼睛，淡淡的笑容。

四十年过去了，她一直是那样，永远都那样。

每当我在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就能看到奶奶，她在黑边相框里目光安详地看着我，就像看那个昔日的小女孩。

在与她对视的时刻，一朵小小的紫色花在我的心中开放。

那天的轮船把我们带到县城，然后我们匆匆赶到了县中医院。据说，当时医生是这样讲的：这个孩子要是再晚来一天，一双腿就保不住了。

我得的是小儿麻痹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度肆虐的一种病，我们附近村子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有四五个因此病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残疾，有的走路一瘸一拐的，更严重的就需要拄着拐杖。

而我因为治疗及时幸运地逃脱了病魔的魔掌。

那天，当我的爸爸妈妈出工回来，发现家里老的小的都不在，从村头找到村尾，再去问邻居，才知道，我奶奶带我去县城看病去了，于是我爸爸连夜赶到县城。

我的腿保住了。

这一切都拜奶奶所赐，对我的关爱给了她强烈的直觉以及勇气，及时地将我送到了县中医院。

如果不是她，现在的我会是怎么样？

我的那些伙伴们，他们有的读完了小学就回家，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务农，或者学一门手艺，女孩多做裁缝，男孩做电器修理、补鞋子。只有一个特别聪颖好学智商绝对在140分以上的小伙伴，读了初中，毕业时考了一所中专，后来从事会计工作。

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以让自己能和正常人一样地工作生活，克服因为残疾所带来的苦痛与自卑，是我无法想象的。

我有一个作者也曾患此疾，在当地残联工作，在他所写的所有文字中都打着残疾的烙印，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不忍卒读。

感恩奶奶，她让逃脱厄运，我有一双修长的腿，我能脚踏实地，可行走如风，对此，我知足而感恩的。

感恩奶奶，那个小男孩和他的父亲，医生，甚至那些小蚯蚓——我爸爸告诉我，在我喝的中药中有地龙，也就是干蚯蚓。当时，小小的我问他，爸爸，这是什么。他说，这是肉。

他们都是我的幸运之神。

幸运给我带来的福祉不此于此，甚至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它让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福之人。这是一种动力，因为，当一个人相信在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荫庇着自己的时候，他更容易感受到幸福。这幸福源于自信，也源于一份诚惶诚恐的感恩——为了这份天赐之好，我要做得更好。

我还记得那天，在轮船上，两个丢了硬币后又失落又不甘的小孩子的对话。

“我们还可以找到它吗？”我问。

“可以，等秋天河水很枯了，我们把河水抽干，就可以找到它了。”那个男孩很认真地说，没有一点责怪我的意思。

我依稀记得，他是一个很瘦很黑的小男孩，有一张瘦瘦的脸和一双狡黠而明亮的大眼睛。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很安慰。是啊，河水一干涸，硬币不就可以找到了吗？

这枚硬币此时一定静静地躺在河床上，与那些小贝壳一起，等着水干的那天，我们去寻找呢。

又或者，它会被浪花带到岸边，埋在沙滩上，某一天阳光特别灿烂，它正对着阳光的一面发出一道微妙而耀眼的光，刚好照亮了某个在河滩上玩耍的小孩的眼，于是，他便捡起它，如获至宝，就像我曾经也在河滩上捡到硬币一样。

奶奶，在时间的河流上，在生命的来来往往，潮起潮落之间，您会这样回到我的身边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