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 该在我上了初中的时候。

有一天，是个星期天，有人来访，找我妈，找李老师。来人是个女孩儿，比我小那么一两岁。妈那年带小学六年级毕业班，就算这样，来的这个女孩儿，也显得年龄有点大。女孩儿穿着一身“学生蓝”的制服，衣服又小又旧，退了颜色。她梳了齐耳的短发，面容白净。但明显不同的是，她戴了一个白色的眼罩，右边的一只眼睛整个被遮住了。眼罩是医院里那种透明的胶片，衬着一方纱布，胶片上下有两排小洞，小洞中穿过两条线绳，那线绳最后端系了两个扣儿，向后挂在耳朵上。那个年代，闹了眼疾，经医生处理，就常这样戴眼罩蒙着眼睛。女孩儿露着的那只眼睛有些细长，但眉清目秀，鼻子和嘴也都小巧端正。

妈从里屋出来，女孩儿赶紧站了起来，拉着妈妈的手，频频点头致谢。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说着感激的话儿，很真心诚意的样子。

“怎么样？做好了？这第二天都有点疼。还赶过来干啥？在家老实儿躺一天呗！”

妈关切地搭话儿，也嗔着女孩儿太心急。

师生二人也没唠太多，女孩真就是特意来感谢的，说完了话儿，起身告辞。妈说：“等等。”转身又去了里屋，手里拿了一

条新毛巾出来，一边把毛巾递给女孩儿，一边说：

“这次处理了以后，自己要注意个人卫生。这毛巾送给你， 以后自己用自己的，不和别人掺和，沙眼是传染的。女孩儿家， 大了，得照顾好自己。你看你，多漂亮啊！”

听着自己老师这样说，女孩儿有些感动。她靠近妈，挽了妈妈的一只胳膊，没被眼罩遮住的那只眼睛里溢满了泪水。声音里也带了哭腔儿：“李老师……”

那时候，中国人还不时兴拥抱，不像现在，动不动俩大老爷们儿就搂一块儿，还咧嘴嚎，也不嫌砢碜。那时候，妈就和女孩儿那么靠着。妈最后抚着女孩儿头发，说：

“不哭。别把伤的眼睛哭坏了。”

送走了女孩儿，妈回来坐在沙发上，一脸的难过。“唉，莎莎这命可真苦啊！”

莎莎十三岁，是妈班里的学生。上个礼拜，学校普查学生眼睛健康情况，莎莎被查出患有严重沙眼，需要做手术。手术简单，就是把内眼皮上的沙眼磨平。手术的费用不高，几块钱的事。莎莎没钱，最后是妈，她的老师，自己掏钱帮她垫付了医药费，做完了手术。于是女孩儿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莎莎是养老院的孩子，就是文景街头儿的那个外侨养老院。”

听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寻思不过来。养老院的，都是老弱病残，怎么出了孩子了？那她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们为什么不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

妈看了我一眼，并没有被我的惊讶所感染，只是若有所思的样子说：“妈妈？嗯，她的妈妈是个日本人。”

说完，又小声补充了一句：“也是个酒鬼。”

“啊？养老院里还有日本人？日本人不是都回国了吗？”

“是的，是日本人。连莎莎妈都算上，那个养老院里有四个日本人。我去见过莎莎的妈妈，她说，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愿意回日本。她就宁可死在外边，也不会回老家。”听着转述的那个女孩儿母亲的话，我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还是能感觉到绝望的阴影。

“莎莎妈还有病。” “什么病？”

“不好的女人得上的病。小孩子家别问那么多了，长大再告诉你。再说，现在这病几乎都没有了。”

“有病就赶紧上医院，找大夫啊！”

“不行，莎莎妈妈的病在血里，本来就难治。好在这几年， 有了对症的特效药。但是，她不好好配合医生，只是抽烟、喝酒、不睡觉，胡来。才四十岁，多好的年纪呀！就成了行尸走肉，活死人！真是和死人就差一口气儿啦！”

“莎莎没有爸爸，也根本就不知道她的爸爸是什么人。在学校她的名字叫王莎莎，但她并不姓王，那只是为了报名读书，妈临时帮着填上去的。这次眼科检查，莎莎又检出重沙眼，真让人担心。好好一个孩子，摊上了这样的妈。又见天儿地跟那些老弱病残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一寻思我心里难受得不行。”说着， 妈妈的眼泪下来了。

打那儿以后，那个戴着眼罩、脸色苍白的小姑娘的样子，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我知道，有一个出生在那家养老院里的孩子，她的母亲是一个病重垂危的女人，她没有爸爸。偶尔，一想到妈妈的那个学生——莎莎，我心里就像装了铁砣儿，沉重不堪，就不知为什么，惦念着这个非亲非故，甚至都不太认识的小姑娘。

很快，暑假就过去了，我问起莎莎的去处，妈说，她陪着莎莎求学校开了证明，多报两岁。这样，就可以去厂子里当学徒，住在宿舍，吃在食堂，每月还有十八块的零花钱。莎莎能养活自己，也算有了自己的活路了。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我心里替她高兴。

又是六七年过去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远远地见到了已经长大的莎莎。我有几个亚麻厂的朋友，他们的妻子也都在那个厂里做纺织女工。有时，女工们三班倒，会轮到很晚时下班。那天，我们几个约定，去接了我们其中两个人的妻子，然后几家团聚在一起，为其中的一个人庆生。

虽说时间晚了，但是，厂子大门前空地上，倒挺热闹。几盏大灯高高地悬在冬夜的暗空，把下面的人们照得生动鲜活。下班的女工不少，来接的家人更多。老婆、孩子、兄弟、姐妹，大声招呼，嘘寒问暖。在哈尔滨的天寒地冻间，飘荡着团团温情。

骤然间，我觉着自己看见了莎莎。她的个头好像不太高，戴着白色的工装帽，正低头解下身上又宽又大的白围裙。她的身旁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的个头可是不矮，高高大大。这时的他，正在寒风里，抖开一件花格子的厚外套，让莎莎穿上。莎莎胖了，但还是白白净净的。她一边向后伸出双臂，一边扭过脸去注视着身后的男人，等着他帮忙。她的脸被高处的灯照得十分清晰，美美的。

我命令自己迅速转头，看着别的地方。同时，也让刚才看到的画面定格在心里。我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莎莎，只是小心翼翼地守着那份祝愿，那份心里不论怎样都想让她平安，让她富足，让她美好的希望。好像，随便就提起莎莎的名字，会打碎我心里的那份心愿，因为那心愿像薄玻璃一样晶莹脆弱。

我也从来没怀疑过，工厂大门前，那个伸出胳膊去穿格子外套，被家人尽心呵护的女工，是否真是妈妈的那个学生莎莎。那一准是她，非是她不可。那个苦命的女孩儿应该有幸福，那看得出来的幸福就应该伴着她，陪着她，包着她，托着她的后半生。这是一段我最不愿书写的文字，尽管这都是真的。我天生不能刻画苦难，只要动了描述心灵苦难的念头，简直能让人大病一场。我也知道，有人书写了太多的鲜血和死亡，最后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我敬重那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也深深理解她。但是，我做不到，和她相比，我太胆怯、太渺小。在这里，我若能牵出一线你的思考，就知足了。那样，好心的你就能把我背的铁砣儿，匀一些过去，让我不会太难受。我的心太软弱，搭不了悲惨的舞台。人越来越老，泪囊就越来越浅，心思也越来越软如棉了。

生命的历程中，总会有锥心之痛，身临其境，却无可奈何，而今忆起，又没法儿忘得了。我就想逃，就想揣好那几丝变淡了的哀伤，逃离巨大、沉重的苦痛。

               ———— 摘自原创长篇小说《太阳岛》      作者： 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