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祚民同志在《明末大别山区“革左五营”农民起义军的抗明斗争》一文中说；“‘五营’根本不存在过伪降的这件事”①。我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下面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关于“五营”是否降明问题的考察
我认为《全桐纪略》中有关“五营”降明的事实记载是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的，因为其基本内容还见之于《平寇志》卷3，《明季北略》卷16，《明史纪事本末》卷7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和《国榷》卷75等史书中。而且，还见之于当年“五营”接受“招抚”的所在地及其附近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中。如顺治八年（1651）《望江县志》载：“自庚辰（崇祯十三年，1640）腊，监军杨卓然于太湖入五贼营招抚革里眼、贺一龙等”②。顺治十年（1653）《太湖县志》载，“崇祯十四年（1641）春，监军杨卓然招抚‘五营’贼，安插于太湖山乡，寻叛去”③。这些史事在顺治《潜山县志》④、康熙《宿松县志》⑤，康熙《安庆府志》⑥、乾隆《蕲州志》⑦中均有记载。
顺治年间修以上县志与“五营”降明时间仅隔十年左右，“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这足以证实“五营”确系降明。
另外，当年明督师杨嗣昌文集中《三奏军机疏》也说，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初，杨卓然就曾禀报杨嗣昌说：“现对‘五营’密图招安”。接着，杨卓然就“入革左营招抚”。⑧可见，当时是杨卓然主动向“五营”招安，并非“五营”主动“乞降”，杨嗣昌还在以上《奏疏》中提到：“‘革左五营’望风乞命，此真好机会也”⑨。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卢九德、杨嗣昌歪曲事实，把杨卓然主动招抚“五营”说成是“五营”主动“求抚”“乞命”，另一方面，所谓“五营”“求抚自效”、“望风乞命”，也就是“五营”已经存在着开始接受招抚的这一事实。
再如，当时明望江知县袁懋龄也曾在奏疏中提到：“臣以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入望，正值‘革左五营’数十万贼就抚太湖，望去太湖仅百里，……未几，‘五营’尽叛，首攻望城”⑩。这段史料，当然也是“五营”接受明朝招抚的另一佐证。
二、关于“五营”降明原因的考察
经过初步探索，我发觉“五营”接受招抚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明军“大集”后所受到的军事压力，乃是由于当时大别山区遭受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旱、蝗和瘟疫而给予“五营”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如乾隆《霍山县志》载：“崇祯十三年（1640），大旱，蝗盈尺，飞扑人面，至夏，田禾尽蚀，疫疠大作，行者在前，仆者在后”11。民国《英山县志》载：“崇祯十三年，夏，大旱，飞蝗蔽天，草根树皮俱尽，饥死者尸盈道路”。“三年之内，蝗、旱频仍，疫疠大作，父食其子，夫啖其妻，每饥民在道，息犹存，而肌肉已尽，全境逃散，百里无人烟”12。所以，“时各郡贼饥乏食”13。“五营”面临严重困难，于是“由蕲、黄、英、霍入潜、太”14，向灾情较轻的地方转移、集中。
但是，据史书记载，“五营”转移后的人数有“数十万”15、或曰“十余万”16，缺粮困难仍日益严重。到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初，连杨卓然也说，在“五营”的攻击下，“山寨破者将尽，官兵入山无米可买”17。这对“五营”来说，也就是几乎到了“无寨可攻，无米可筹”的地步了。所以当时桐城一带的地主分子就幸灾乐祸地说道“今贼聚于群山之中，日且饥馁，诚以楚兵壁蕲、黄，豫兵壁光、固，皖兵壁舒、桐，……捲甲急趋，此灭贼之一时也”18。
加上当时很多地区都同时发生了严重的天灾，如《明史纪事本末》卷75载，“是年（崇祯十三年，l640）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又如皖北江准一带也是灾民“饿死者无算，尸横遍野”，
因而“五营”无处转移，无法突围。正当此时，明政权乘机向“五营”“围剿”、“招安”，于是“五营”在“欲战不能，欲走不得”的情况下，被迫采取了暂时与明朝相妥协的斗争策略，即接受招抚，向明朝伪降，藉以保存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三、关于“五营”是否伪降问题的考察及对其降明一事的评论
傅玉璋同志曾在《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一文中，认为农民军对统治者真降，还是假降的区别是：“所谓真降，就是真心实意的放下武器，把农民革命武装改编为明朝官军的武装，由反抗封建王朝的力量，改变为保卫封建王朝的力量，或者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或者出卖自己的阶级兄弟，以取得敌人的信任……”。“所谓假降，就是在革命形势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采取了暂时的妥协或让步，一旦渡过难关，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反抗明朝……”19。我认为这种区分是比较科学的。现将“五营”降明的情况与以上论点相对照，显然，“五营”正是在革命形势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被迫采取了“佯就抚”20的斗争策略假降于明朝的。
当时杨嗣昌说；“今革，左等贼若真心受抚，当令“解散”、“安插”21。所谓“解散”就是要把投降后的农民军中有家可归的老弱部分“尽数遣归”。所谓“安插”，就是要把投降后的农民军中无家可归的老弱部分安置蕲、太山区开荒耕种。另挑选精壮，分散各营”，去为明朝“用命报效”22。
“五营”降明后虽然“因得往来城中，‘强买’民间货物”23，甚至与官方“时通贸易往来”24，但并不受杨卓然的约束和节制，他们“阳款官军，公然肆虐”25，而且“骠骑夜出肆掠宿、望等县乡村，掳杀无忌”26。虽“屡报招降，然降党未经解散”27。事实说明，“五营”仅是在名义上降明，实际上并未放下武器，既不“解散”，也不接受“安插”，而是继续与封建势力作斗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自降明之日起，就作了再举义旗的打算。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就有人察觉“五营”是伪降，如明太湖籍签事雷縯祚在奏疏中说道；“闻狡贼佯议招抚，日事掳杀，将以桐、潜、太、宿为安插之地，果如是言，臣乡旦夕为谷城之续矣！”28
“五营”假降后，由于明军“援剿各营，但次城下”29，“止议防守”30，使农民军赢得了必要的休整时间，保存了革命力量，为青山再起准备了条件。
“五营”假降不久，农民革命斗争形势即趋向好转。李自成于正月十九日攻克洛阳，张献忠于二月初五日攻克襄阳，迫使杨嗣昌于三月初自杀。于是，“及襄、洛继陷，革、左乘机攻剽”31，“饥民复相煽聚，势若燎原，莫可扑灭”32。“五营”经过数月休整、补充，积聚了力量，五月底，“见二麦登场”33，五月二十八日，突袭英山，杀知县高在崙，正式重举反明义旗。六月初，克宿松。八月，张献忠连败，走投李自成又几为所并。九月，“献忠昼夜东驰，与回、革诸贼合，入霍山扼险自保”34。至崇祯十五年（1642）春，两部农民军连克巢、含、和、舒、六、庐（州）、无、庐（江）、霍、太等地。九月，“五营”北上河南与李自成部农民军会合。不久，张献忠部农民军也转战湖广、四川。张献忠部农民军由于得到“五营”的有力支持而重新发展，李自成部农民军由于“五营”的加入而更为壮大。从而加快了明末农民战争的胜利进程，也加速了明朝统治的崩溃。
（责任编辑：李必胜）
注释：
①见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⑩15顺治八年《望江县志》，卷9，《纂严》。
3顺治十年《太湖县志》，卷9。《兵氛》（安徽省图书馆藏，残本）。
④1314202433顺治十一年《潜山县志》，卷8，《兵燹》。
⑤康熙《宿松县志》，卷36，《兵氛》。
⑥康熙《安庆府志》，卷6，《兵氛》。
⑦乾隆《蕲州志》，卷19，《兵事》。
⑧17《杨文弱先生集》，卷42，《三奏军机疏》。
⑨21《杨文弱先生集》，卷50，《与督理卢监九德》。
11乾隆《霍山县志》，卷3，《祥异》。
12民国《英山县志》，卷14，《祥异》。
1630《全桐纪略》，第17。
18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23，《兵事》。
19傅玉璋：《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载《文史哲》1980年第2期，第28页。
22《杨文弱先生集》，卷50，《与杨主事卓然》。
2326同治《太湖县志》，卷l4，《兵事》。
253134，《平寇志》卷4。
2732《明季北略》，卷16，《杨卓然议抚》。
28同治《太湖县志》，卷38，雷縯祚：《请蠲并增防剿贼疏》。
29康熙《桐城县志》，卷2，《兵事》。
35【补充说明】革左五营：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改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老回回马守应，他们五人是同生死，共祸难的交情，百度知道。又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七章第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