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唐寅，字伯虎，明代著名画家、诗人，与祝允明、文徵明和徐祯卿并称“吴中四大才子”。其书画作品被视为珍宝收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关于他的各种绯闻雅事也是数不胜数，被誉为风流才子的典范。不过不少朋友并不知道，他曾经卷入过一场惊天大案，差点命丧其中。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刚到而立之年的唐寅和徐经结伴进京参加会试，希望能名列金榜，进而实现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最高理想。
虽然古代科举录取率很低，唐寅却并不怎么担心，毕竟自己是“吴中四大才子”之首。更重要的是唐寅是应天府乡试的解元，而应天府是科考重地，整个明代进士、状元数量都排全国第一。
所以唐寅的信心是非常足的。有信心是好事儿，但是唐寅和徐经不光有信心，一路上还异常的高调。要说唐寅还有自傲的资本，徐经凭啥也那么高调？徐经的资本就是他家非常有钱。
两人进京赶考不光带着一大帮仆人，还带了不少歌姬，以方便自己随时随地都可喝花酒。并且到处拜访权贵，挥金如土。要说这样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最多招人嫉妒或不喜罢了。
但是徐经带着唐寅去拜访了自己家族的一位世交 – 礼部右侍郎程敏政，而程敏政是当年会试的主考官。更关键的是徐经和唐寅还完全不避讳，到处说自己对主考官非常了解，对他的出题范围是门清。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程敏政也同唐、徐二人一样，异常的高调和爱卖弄。为了凸显自己的才情，这次会试他出了一道超纲题。明代科举基本都是从四书五经中抽取内容命题，这次程敏政却从《退斋记》（元初思想家刘因的一篇哲学辩论）出了一题。
对于广大学子来说搞明白四书五经以及相关经注就已经很费劲了，哪有功夫再去读别的“闲书”，所以参加会试的很多举人压根就没读过这篇文章。程敏政出题后也是非常的得意，到处说今年考题绝对没人答得上来。
事情到现在这个阶段也还不怎么严重，最多也只能说三人太张狂，强行为自己拉了一波仇恨。但是接下来程敏政就开始莫名其妙地给他自己以及唐寅、徐经挖深坑了。
在阅卷过程中，程敏政发现了两份考卷，然后异常兴奋的说：“这两份卷子，我看只有唐寅、徐经二人方有如此才华”，旁边其余考官无不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明朝科举从乡试开始就有严格的防舞弊规范。考官接触不到考生的试卷，试卷在交由考官批阅之前由专人糊名、誊抄、校对，以防考官通过笔迹或者某些特定的书写识别考生。
说明：糊名、誊抄、校对是指将考生的名字编号登记单独造册，然后安排人将考生试卷誊抄一边，誊抄的卷面上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再安排专人校对两份试卷以防抄错或故意修改作弊。最后誊抄的卷子送考官们批阅，原试卷封存，在公布名单前再拿出来校对以防错误或作弊。
明朝科举对考生文章格式也有严格要求（经典的八股文），所以考官也很难从文风上识别出考生。程敏政就这么大大咧咧地断言这两份卷子是徐经和唐寅的，怎么可能不让人怀疑。但是也正是这大大咧咧最后救了三人的命，这个后面细说。
还是那句俗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程敏政这边开始挖坑了，徐经和唐寅自然也要帮忙挖。在等待出榜的过程中，其他考生大多为答不出那道刁钻题而垂头丧气。这两位却是兴高采烈，到处宣称此次必定金榜题名，唐寅甚至是宣布状元非他莫属（会试考完，上榜的人才有资格去殿试考状元）。
这三人都张狂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没人告发那才是稀奇事儿了。阅卷尚未结束，户科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鬻题与举人徐经、唐寅”。在明代科举是关乎大明皇朝长治久安的要务，所以科举舞弊案也是仅次于谋逆的大案。
得到消息的孝宗异常震怒，下令程敏政停职并暂停阅卷，由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负责复查程敏政所阅试卷。同时将程敏政、徐经、唐寅三人交大理寺分开审讯。
程敏政坚持不承认卖了考题（这是死罪，就算干了也不会主动承认），这次只是徐经、唐寅二人研究了自己的出题习惯，“打题”打中撞了大运。
徐经就没有这么淡定了，因为他确实给程敏政送过钱。徐家和程敏政是世交，程敏政又是朝廷高官，还身负要职（会试主考是个香饽饽，可以收获大量门生，这个以后聊科举时再细说），徐经送钱巴结也是很常规的事情。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所以徐经被视为了突破对象。这个时候身份的差异就出来了，程敏政是高官，被优待没有上刑。徐经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了，很快徐经熬不住刑讯，供认考前买通了程敏政的书童，窃取了考题。
唐寅同样被抓住了把柄。他在考前买过程敏政一篇文章，送给吏部右侍郎粱储，粱储是唐寅应天乡试时的主考官（唐寅也算是粱储的门生了）。唐寅的行为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理解，在当时却是文人间互相奉承的小把戏，意为送人的文章很有价值（也是一种变相的讨好和贿赂）。
和徐经一样，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唐寅的辩解都是苍白的。所以大理寺初审的结果就是，徐经和唐寅贿赂程敏政证据确凿，进而推定程敏政收贿后给了徐经和唐寅考题。
眼看就要拖赴刑场斩首示众了，尴尬的局面出现了。李东阳率人复查后发现，徐经和唐寅两人的试卷并不在程敏政批阅过的试卷之中。也就是说之前程敏政大肆宣扬的那两份试卷不是徐经和唐寅的。
得到消息的三人立刻开始了自救。徐经高声喊冤，说自己之前的供状是被屈打成招。唐寅也喊冤声称自己只是文人间的常规交往，是大理寺官员给自己罗织罪名。
说明：明朝时囚犯喊冤并不简单。按照明朝的律令，为防止冤枉了好人，定罪后囚犯喊冤需重审（尤其是死罪）。但是冤也不是白喊的，如果重审后仍然有罪，就要罪加一等。本来徒刑的可能就死刑了，本来问斩的就要改凌迟。唐寅和徐经也是拼了。
不过他们两人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折腾还得看程敏政的，他要求和华昶对质。华昶一点不怂欣然接受，因为他有一大帮御史、给事中来帮忙。不过他们虽然人多但急于弹劾连事情来龙去脉也没搞清楚，而且口才也远不如程敏政。
一番辩论下来就被程敏政抓住他们没掌握事实的辫子（例如那两份卷子是不是徐经和唐寅的），东厂这个时候也适时的出来凑热闹（严重怀疑是和程敏政协调过了），说这些御史拿谎言骗皇帝，是欺君的死罪。
很快案件的范围就开始被扩大，有人开始弹劾卖题之说纯属造谣，是有人想谋取程敏政官职，指使华昶构陷程敏政。一些御史、言官也开始被下狱调查。
眼见这场舞弊案有转向文官与言官团体斗争的趋势，孝宗不得不刹车、和稀泥，出面圣裁了结此案。
最终判处程敏政不避嫌疑，有辱斯文，提前退休；华昶奏事不实，杖责后贬为南京太仆寺主薄；唐寅、徐经行贿买题（找程敏政仆人偷题），破坏科举，消除功名（举人身份），终身禁考。基本就是两边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这么不清不楚地不了了之。
事情发展到这里，想必大家都已经发现了关键点，李东阳“证明”了那两张卷子不是唐寅和徐经的。这其中可能隐藏的故事就大了，由于相关史籍的缺乏，我就不引申了，大家各抒己见吧。提示一点，程敏政是前朝内阁大学士李贤的女婿（李贤另一个女儿嫁给了衍圣公孔弘绪），人脉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唐寅和徐经，他们是被圣裁定了“行贿买题”之罪，这罪就算是判斩首也不稀奇，加之两人之前还喊过冤要罪加一等，所以他俩沾了程敏政的光，不然死路一条。
如果没出这档子事儿，唐寅就能拿会元甚至状元么？
当年会试第一名是伦文叙，他在后面的殿试中又再次夺魁，是历史上有名的“广府状元”，有大量戏曲文艺作品传世。如果觉得他名头不够，来看看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姓王，他爹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说到这里想必很多朋友已经知道是谁了。他就是大明王朝第一牛人，王守仁（王阳明）！我个人严重怀疑，当时程敏政拿的那两份卷子中的一份就是王阳明的，这个天才的读书异类答出不合常规的考题，是很正常的事情。
说明：王守仁在后面的殿试中排二甲第七名
而且李东阳查阅了当时批阅后排前一百名的卷子，据说里面也没有唐寅、徐经。再说一个旁证，唐寅流传的作品基本都是画、书法、诗，他有什么文学作品么？
我不是说他的水平会试上不了榜，是不理解他哪里来的自信可以稳赢周围的一干牛人成为状元。要知道解元不是他一个，乡试是分省考试，每届每个考点都有一个解元，能去京师参加会试的必定不是无能之辈。
唐寅更加清楚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他的文采从未像杨慎那样被公认天下第一。所以底气要么就是盲目的自信，要么就是手里有题目或是别的依仗。
我觉得唐寅的底气更有可能是来自于“约定门生”，因为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朝已然形成了新的门阀“科举门阀”，朝廷的官员基本都是科举出身。整个明朝的朝廷大员基本都是进士出身，内阁阁臣一半以上都是庶吉士（每届进士中选拔十几名精英）。
也就是说科举成绩越好，以后的官途也就越坦荡。这也造就了一个新现象，“投资考生”。地方上的富绅大户会资助有能力的学子，这些学子他日如果金榜题名，走上官途，就可以跟着得利。
朝廷的官员也会提前物色考生并收为门生，将来成为自己的官场助力，这就是“约定门生”，而最好操作这个的就是主考官们。他们可以资助自己看好的学子；也可以暗示他们题目；甚至通过暗箱操作（例如在试卷上约定暗语）让他们直接上榜。
而且“约定门生”在明朝已经是半公开的事情，很多名臣都涉及过，比方说杨廷和父子、张居正等。
很有可能是程敏政向徐经、唐寅暗示了考题，所以两人才如此的有底气。会试有三场考试，此次事发和调查的只是第三场策论，而会试的成绩主要靠前两场决定。
我觉得这也是唐寅敢夸口自己必中状元的原因。因为他知道题目，提前准备下就算能力不如其他人起码前两场考试不会落下许多。而第三场是个严重超纲的题目，其他人可能连原文都不知道是啥，凭啥答出来（程敏政也是依据这个断言那两份卷子是徐经和唐寅的）？他可以凭借这个反超众人成为会元。
虽然中了会元不代表就能中状元，但是被优选推荐给皇帝划圈的几率肯定更大。到时候再在程敏政的帮助下，中状元也就不是不可为了。
只能说这次程敏政、徐经、唐寅三人没有配合好，而且他们也低估了其它学子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