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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带着孩子在黄河的河床上玩打水漂，孩子捡到了一块儿黑色的石头，举得高高的向我炫耀，“妈妈，我捡到煤球了，妈妈，我捡到煤球了。”欢快的呼声充斥着我的耳朵，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从小就扎根在这片黄土高坡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熟悉这黄土高坡的一草一木，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要翻田，什么时候去黄河能捡到河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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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冬季格外的冷，每次去爷爷家我都很好奇爷爷家火炉里的火苗为什么是蓝色的。这种蓝色的火苗不像煤炭那么温暖热烈，它们总是奄奄一息，发着微弱的蓝光，随时准备偃旗息鼓。即使我靠近了火炉，也几乎感觉不到温暖。
爷爷整个冬天都穿着他的羊皮大衣，即便待在家里，如果遇上刮风下雪的天气，爷爷就躺在炕上背靠着铺盖卷，再盖上一床被子，眼睛望着窗外，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
听父亲说，爷爷家炉子里烧的不是煤，是爷爷在黄河滩捡来的河炭。每年黄河汛期过后，爷爷都要拿上柳条编制的筐子去黄河滩上捡河炭，一个夏天爷爷几乎每天都在黄河岸边奔走，傍晚的时候总能拎着一筐河炭回来。爷爷家的院子里有一个角落，堆放着爷爷捡回来的大大小小的河炭。
这些河炭不似煤炭散发着黑亮的光泽，它们全身灰溜溜，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既不值钱又不显眼，却是爷爷家冬季重要的取暖燃料。
有时候我放学早，就会去帮爷爷烧火做饭，爷爷烧锅不用河炭，用的是他从山上砍下来的树枝，这种树枝晒干之后再燃烧火力旺盛，填在灶里能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最爱这种热烈的火，烧起来轰隆隆的，腾云驾雾般直往烟囱上窜。
爷爷也对这种火苗也倍加珍惜，每当我不小心让火苗窜出了灶口，爷爷就会用筷子敲一下我的头，说我浪费了一把好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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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家里只有一种药，就是去痛片。每次爷爷去买药，总是买一大瓶，100粒装的那种。
爷爷晚上有失眠的毛病，全靠着每天一颗去痛片帮助睡眠；平时如果爷爷头疼脑热也会吃去痛片；吃错了东西胃疼、胃胀、恶心还是会吃去痛片；爷爷甚至心情不好生气难过的时候也放两颗去痛片在嘴里嚼。爷爷说去痛片就是个好医生，啥病都能被它治好。
有一次，爷爷爬上了高高的枣树打枣，不小心摔了下来，后背正好磕在了一块儿石头上。父亲把爷爷背回家，爷爷躺在炕上疼的龇牙咧嘴，冒了一头冷汗，父亲见状要带着爷爷去医院，爷爷非但不肯，还扯着嗓子把父亲大骂一通。爷爷骂父亲的话非常难听，大概意思就是，要是父亲把他送到医院，就再也不认父亲这个儿子。
父亲无言以对，只好任凭受伤的爷爷躺在炕上。
爷爷躺在炕上一趟就是三个月，不能翻身，不能动气，甚至连呼吸都要谨小慎微。爷爷只要后背一疼，就拿起枕边的去痛片往嘴里塞，不一会儿又呼呼地睡了过去。
全家人看爷爷这样的状况，都以为爷爷再也下不了炕了。没想到，三个月过后，爷爷居然下炕了，爷爷像往常一样去地里锄草、砍柴、捡河炭，什么都干，像没有生过病的人一样。
爷爷到底得的什么病症，变成了家里的未解之谜。直到爷爷去世的那一天，父亲给爷爷穿寿衣的时候发现，爷爷后背的肋骨上突出了几处骨质的结节。父亲顿时泣不成声，爷爷就是靠着几块钱的去痛片硬生生的扛住了骨折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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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平日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吃别人家的席。如果是红事邀请爷爷参加，爷爷就带着礼金去；如果是白事，不管对方有没有邀请，爷爷都会给捎一把香火表示慰问。
陕北的席都是以肉为主，爷爷最爱吃羊肉。俗话说“在陕北，没有一只羊能活得过大年三十。”陕北人爱吃羊肉是与生俱来的。不论是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饸烙面还是小火慢炖的纯羊肉，甚至羊蹄、羊头、羊血、羊心羊肚在陕北人眼里都是不可或缺的美食。
这样的美食，爷爷却是过年都舍不得吃，一斤羊肉40块钱，一副羊蹄10块钱，一副羊下水15块钱。爷爷总是说：“羊肉有啥好吃的，还是猪肉香”。
爷爷每次进城买猪肉，都会等到下午卖肉的商贩们快收摊的时候，下午的肉要么肥的多瘦的少，要么放了几天不新鲜了，要么就是猪受了伤没人要的部位，商贩们为了尽快处理掉也卖得便宜。爷爷买上一块儿四五斤的肉才花几十块钱。
爷爷的厨艺不是很好，每年过年只会炒一个菜，就是猪肉炒粉条，粉条裹上一层厚厚的肥油，呈现出亮晶晶的光泽，爷爷吃得满嘴油光。我看着爷爷吃，忍不住想尝一口。
爷爷夹了一块肥肉片放在我嘴里，我一口咬下，胃里的食物差点翻涌而出。那肉片被我一口吐在地上，爷爷慌忙拾起，水瓮里舀了一瓢凉水冲了冲，又将肉片放进嘴里吃了。我羞怯的跑出爷爷家的门，再也不敢尝试爷爷做的美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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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在他70岁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口棺材，那棺材是最差的柏木棺，上面没有任何的花纹雕饰，就是六块板组成的长方形盒子。
这口棺材放在爷爷家空置的窑洞里，太阳晒进去，总能散发出一股迷人的柏木味儿。很多次，我都想推开窑洞的门扒到棺材上狠狠的吮吸几口这特殊的味道，又被这孔窑里隐隐约约的阴森气息吓得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