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汉朝的开创者，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平民出身的帝王。他的崛起，也给人才学研究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正如他自己说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就是说，论出谋划策，论机智，他比不过张良；论搞后勤，他比不过萧何；论打仗，更不如韩信。但这三个人都为他所用，所以他取得天下。

那么，为什么这三个杰出人才，都会为刘邦这样一个泼皮无赖式的人物所用呢？他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大家呢？ ——这就是《领袖论》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领袖论》一书是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伯恩斯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伯恩斯运用丰富的资料，以开阔的视野，以新的方法和从新的角度，对世界东西方各国的领袖人物和领导行为进行了“跨文化、跨时代”的理论概括和实证描述，特别是在运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知识研究领袖和领袖集团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启发性和新颖性。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美国领导学研究的权威专家，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双项桂冠获得者，美国威廉姆斯学院伍德罗·威尔逊荣誉退休教授，曾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

伯恩斯使领导学的研究从对伟人的特质与行为的研究转向对领导者及其支持者相互合作以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研究。伯恩斯在领导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领导学》一书中，该书被领导学界视为经典。

除了在领导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以外，伯恩斯还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总统传记作家，著有《领导学》、《变革型领导》、《总统领导力》、《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罗斯福：自由战士》等著作二十多部。

一、两类基本的领袖概念：交易型和变革型

伯恩斯指出，大多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交易型的：领袖接近群众是着眼于物物交换：以工作换选票，或以其他形式的补偿来报答竞选中的资助。这类行为构成了领袖与群众关系的主干，其在各团体、立法机构和政党中尤为突出。通过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职能部门的领导，小规模的无冲突的群体中的领袖，都是这种类型。——其实这些都是人类正常时期的领袖的产生方式，非常时期，会需要并能产生另一类领袖——变革型领袖。

变革型领袖也看到并利用每个潜在的追随者的需要和要求，但又不止于此。变革型领袖还进一步发掘追随者潜在的动机，试图满足更高的需求，追求将每个群众全身心地占有。变革型领袖的结果是确立一种相互激发和提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使群众变成领袖，也可能把领袖转化成充满道德感的人。英国的格雷爵士和迪斯雷利，美国的两位罗斯福，以及德国的俾斯麦，还有其他许多的政治家，他们都属于变革性领袖。

二、领袖权力的两个必备条件：动机和资源

有些事情我们有能力去做，但缺少动机；有些事情我们有动机去做，但缺少资源。所以构成权力的两个必备条件就是动机和资源，二者是相互联系的。缺少动机，资源的力量就会减少；缺少资源，动机就会成为空谈，二者缺少任何一个，权力就会崩溃，因为资源和动机都是必需的。要是两者都缺少，权力就会变成虚无飘渺和受到限制的东西。

1、权力的本质

要想了解领袖的实质，需要了解权力的本质，因为领袖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

马克斯·韦伯用“强权”这个词来形容权力，他说权力就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不顾反对意见，去强行执行自己的意愿，也不顾这种意愿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权力，因为它提醒我们，在P(权力行使者)和R(权力承受者)之间没有特定的关系。

2、权力的心理学假设

伯恩斯指出，权力首先是一种关系，而不像警棍和手榴弹一样是可以传递的实体；它包含了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承受者的意图和目的；因此，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人的活动。

在这些假设里，伯恩斯把权力的作用看做是权力行使者(P)拥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能够利用他们权力基础内的权势，有能力迫使权力承受者(R)的行为、人或动物以及环境发生变化。

这个观点阐述了权力发生作用过程中的三个因素：权力行使者的动机和资源；权力承受者的动机和资源；权力行使者是“把个人动机放在公众的利益上，并使之合法的人”。

三、领袖的根源：心理的和社会的

1、领袖的心理根源

“人性之茧”对领导人成长的影响。依靠精神分析方法的生物心理学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在分析对领导人成长的影响时，仍不失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

母亲对领导人的影响巨大。正如孩子对母亲尤为亲近一样，母亲成了领袖成长期强烈情感的寄托和情感稳定的依靠。

需要的源泉。领袖和追随者最初的源泉，在于人类需要的汪洋以及将需要转变为需求、社会抱负、集体期望和政治要求的过程，人类从一出生便有了这些需要和其他动机。

天资。与生俱来的天资使他们往往能够用某些方式对刺激做出反应，这些天资是千年遗传变种的产物，所有文化中的婴儿之间都有着共同之处。尽管家庭、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一直在起作用，但是强有力的肉体、运动和神经属性仍然能够支配并控制一个人的前途。领导，这一漫长、复杂的变化过程始于婴儿的动力，这是他们生理体质的直接表达，这正是使他们与伙伴团结一致的那种力量

2、领袖的社会根源

家庭的影响。从婴儿、少年到青年，一个人要经历一系列社会制度，他们也许会卷入改变这种制度的行列中。在心理分析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眼里，由恋母情结促成的联合或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观察者的眼睛将主宰他看到的一切。一个人的行为，从一个角度看是自我与超自我斗争的结果，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受父母影响的必然产物。

学校教育。人们政治观念的形成完全受制于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受制于课堂知识和家庭环境，受制于在学校之外获得的知识——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政治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学校、学校的方方面面以及所处的文化背景

独立意识。孩子并不只是海绵，只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吸收文化传统施于他们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创造出自己独到见解的创新者。至于他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他们对所学知识的接受能力、他们的选择能力以及他们如何把所学的知识应用于某个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形势的能力

青春期所受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在青春期所受的巨大影响有两种，在这两种影响力的作用下，有些人进入了未来领袖的行列，另一些人则被拒之门外：其一是需要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尊，它与洞察其他人对自己的敬重密切相关；其二是需要不断提高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社会兴趣”。个人追求权力的欲望以及神入（神入是指我们感受他人内心体验的过程）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影响一个人个性形成的两大因素。人类追求权力的目的是通过获取自尊来战胜和补偿少年时期的自卑、软弱和对成人的依赖，但是，他们的这种抗争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随着孩子们不断长大，他们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家庭、邻里和更大的社会团体中要求扮演其社会角色的心理也会慢慢增强。为自尊进行的奋斗及其神入感的提高就能共同促成一个未来领袖的产生。

结语：为什么刘邦成为了领袖，而不是其他人？

首先，刘邦是一个变革型领袖。变革型领袖能够看到并利用每个潜在的追随者的需要和要求，但又不止于此。变革型领袖还进一步发掘追随者潜在的动机，试图满足更高的需求，追求将每个群众全身心地占有。变革型领袖的结果是确立一种相互激发和提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使群众变成领袖，也可能把领袖转化成充满道德感的人。在他的身边，每个人都能得到激发，施展出自己的才华并获得相应的回报，自然人们愿意追随他。

其次，对于当皇帝这个事，刘邦有足够的动机，他四十多岁起兵，就是奔着当皇帝去的，他也从来不怀疑自己能够当上皇帝。相反，他的对手项羽就没有这种动机，即使在权力鼎盛的时期，也只是做个“西楚霸王”而不是做皇帝。越是有动机追求，就会越有资源，所以他的人越来越多，而没有人愿意追随一个小富即安的项羽。至于他手下的这些谋臣将领们，更没有几个有这种动机。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刘邦有着非常强的“神入”能力，能够了解身边这些人的需求，给他们足够的自尊和体验，所以他们也都愿意追随他。

还要说一点，其实领袖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是天生的。如果你是个做领袖的人，你自然就会奔着这个方向去；如果不是领袖种子，勉强来学，最终会失败。所以，人生在世，还是各安其位、各安其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