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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史蒂文森在《去他的，飞机！》书中发问：“如驴子推磨般的日常生活以外，会不会有个别出心裁的生活在等着？”这是无须回答的问题。用脚步丈量以及周游世界是许多人的想梦，但千万别白走一趟呵。史蒂文森在游历日本、俄罗斯后说：“俄罗斯吵闹、邋遢，不修边幅；日本却保守、整齐，中规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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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书中说：“古老的东西被理想化。古人更好，后人已衰落。”我以为，将古人和古代社会理想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那些经过岁月淘汰还能留下来的东西，本来就是好东西。假如米沃什写的这本书，也像传承有序的古人字画一样，若干年后还有人品赏，那就无须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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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尚的精髓》记载，17世纪的法国“从天鹅（塞纳河里人工养的）到首都设置街灯再到男鞋上的鞋跟，路易十四把一切都想到了。”反观同时期的清王朝推行剃发易服，钦定《服色肩舆条例》，按满族习俗统一服饰。乾隆、嘉庆时期，不少旗女仿效汉服，还引发仁宗、宣宗怒火，连续下谕禁止，违者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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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物哀？《日本物哀》作者本居宣长说，见樱花之美，从而心生感动，就是知物哀，并提出“以人心为种”的创作理念。他批评汉籍（中国古籍）“具有太多的伪饰，而不是真心。”汉籍的伪饰是否太多，可以讨论。但不少中国传统文人，动辄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生怕人家不知道，倒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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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风景，比平原有看头。人在山里看太阳，有不少参照物，凸显变化，容易出诗意。在平原上，太阳孤零悬挂，从东移动到西，始终平淡无奇。为此，十九世纪的意大利画家乔万尼•塞根蒂尼说:“居住在山区的人，将太阳视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金色火球，平地上的居民却只看见一个疲惫且醉醺醺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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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中说：“选择一旦太多，只会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取舍，也就幸福不起来。”但选择不当，更容易落入不幸的陷阱。比如，一个人在北京二、三、五环各拥有1套房，却还想住到一环内，这不是要搬进中南海吗？比如，十五的月亮又圆又亮，却还想把十六的月亮给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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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爱侃大山，与天冷“猫冬”有关。冬季漫长，田地冻住了，也没什么农活好干，只好窝在炕上喝酒聊天。长此以往，便诞生出一代又一代、能说会道的侃爷。《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的作者埃里克•韦纳就认为：“冰岛人为什么大都擅长国际象棋？因为冬季实在漫长，在黑暗之中，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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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一书介绍：“日本人有云，出头的钉子总会挨锤子砸。”这跟我国“枪打出头鸟”的谚语是一个意思。但上述书中，接着又说：“在美国，这颗出头的钉子却能得到升迁，或是‘美国偶像’的上镜机会。”看来，中日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有点类似，都属于东方与西方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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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歌与中国诗歌的差异，远比“诗庄词媚”的区别要大。“大凡和歌，一定要有趣味，而不能说理。”（引自《日本幽玄》一书）把趣味列为第一元素，在一些国人看来，或许显得“小家子气”。但和歌自有其妙处，如“浮草生池塘，只要不划破水面，便看见两个月亮。”寻常景致，一经点破，便不同寻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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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所编的《挂枝儿》，因采集自民间小曲，特显率真可爱、风情万种之态。兹节录几句以为例:“是谁人把奴的窗来舔破，眉儿来，眼儿去，暗送秋波。”“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人。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它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