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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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睡不着,就听外边嘟嘟嘟儿!有蛐蛐儿叫。我赶紧起来,拿着扦子,罩子,到院里这么一听啊,嘟嘟嘟儿。在门口儿哪!开开门到门口儿这么一听,这蛐蛐儿嘟嘟嘟儿跑啦!跑车站去了。追到车站,再一听,这蛐蛐儿嘟儿嘟儿到杨村了!我们两口子又追,追到杨村,一听,这蛐蛐嘟儿嘟儿到天津了!追到天津,一听,这蛐蛐嘟儿嘟儿到唐山了!追到唐山小山儿那儿,就听嘟儿嘟儿在那儿叫呐。我们两口子借来镐头就刨啊,刨呀!刨呀!一直刨到山海关,才把蛐蛐儿挖出来。这蛐蛐儿往外一翻,我一瞧啊,嗬!这个儿太大了!这脑袋,比这屋子小不了多少!连须带尾够十四列火车那么长!这两根须,就跟两根电线杆子似的!俩眼睛,就跟两个探照灯似的!

——相声《扒马褂》节选

1

方大爷八十岁时得了老年痴呆,有点儿幻听,总说自己听见敲鼓声。这事在养老院不算新鲜,官方早有标准处理流程:为避免犯糊涂影响别人,要搬去单人间,用一对一的护工,多交钱。家属一听不乐意了:不搬!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母们可不多花这份冤钱!

养老院和家属还在这边掰扯,那边方大爷自己拿了主意,“不行,这鼓叫我呢,我得走。”

方大爷是个相声演员,很有点儿稀的(做事稀奇古怪),从小在天桥撂地,说了一辈子相声,人长得瘦小枯干,嘴巴子上没一点儿赘肉,一年四季都穿大褂儿,夏天空身穿冬天套棉袄,又哏儿又格涩。

方大爷做出决定的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跟护工小玲打了声招呼就要出门。

小玲一听着急了,追着问:“您走哪儿去啊?”

“找敲鼓的去。”

“哪有敲鼓的啊,再说您要走您选个别的时候走啊,别赶上我当班啊,您走丢了我怎么交待啊!”眼瞅拉不住,急得她大喊,“小林,小林!你跟着方大爷,别让他乱跑。”

小林是新来的司机,主要负责采买物资、送老人们进城就医之类。听见小玲喊赶紧跟上方大爷,“大爷您上哪儿去?咱开车走。”

“不用,我自己能走。”

“我知道您行,我就为跟您聊聊天,您不知道,我解小喜欢相声,一直想跟专业人士讨教讨教。”

“哦,给我量活(捧哏)?”

“对,对,你自当让我票一段儿。”

“行,那咱爷儿俩一起走。”

俩人于是上了车,小林问:“大爷,您看咱是往哪儿走啊?”

“咱先下山,奔延庆,走八达岭,居庸关,过十三陵到昌平,走沙河,清河,学院路,进德胜门,一拐弯——这就到鼓楼了。”

“嘿,《地理图》——咱这是连表演带寻声儿!没毛病,找敲鼓的可不得鼓楼吗,走着。”

小林发动汽车,带着方大爷直奔鼓楼。


其实养老院就在昌平的西山脚底下,没有怀柔那么远,方大爷为了显得热闹才添油加醋了好几站。不过,虽然只有五六十公里,这说的还是千禧年以前的事,那时候北京的交通不很发达,四环路都还没通车,这么点儿路也要花上俩仨小时。

爷儿俩八点多出发,车开上德胜门桥时已经临近中午,钟楼的灰砖在烈日的照射下白得刺眼。小林不喜欢钟楼,相比鼓楼的大气,钟楼就像个炮楼一样。可他也谈不上喜欢鼓楼,毕竟北京遍地都是皇家建筑,鼓楼压根儿排不上号。因此小林长这么大从没来过这里,他对鼓楼的认知不过是“晨钟暮鼓”而已。

方大爷听了一笑,说:“这可真是老黄历了,最大的那面主鼓,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来那年,我也没赶上,我听说的——让日本鬼子捅漏了,没法儿敲了,正赶上西洋钟表流行,有座钟、挂钟、带刻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乌利文、亨得利、欧米伽、劳力士、菊花梅花、精工社、瑞士浪琴、西铁城……”

“对,对,给钟表铺搬家——《夸住宅》嘛,这段儿我熟。”

爷儿俩说笑着,车绕过了鼓楼,顺着路往东开去,一直扎到交道口,小林才找到一个路侧的停车位。熄了火,他把方大爷搀下车说:“得,大爷,停出这么老远,辛苦您跟我腿儿着过去吧。”

“不碍的,小时候天天走。”大爷活动一下筋骨,径直往鼓楼方向走去,“小时候家里穷得吃不上饭,到我十五岁时,我爸说我得去学门手艺吃饭。一个老街坊,姓赵,唱戏的赵老板,说跟我混吧,管教不能饿死。我就磕了头跟着他走了。

“赵老板家就住交道口,就在——,”方大爷伸手要指,晃了两下不知道指哪儿,说了句“就在交道口”,于是爷儿俩又笑起来。

“学徒得伺候师傅吃喝拉撒,每天天没亮,我就起床生炉子,烧上热水,然后去鼓楼吊嗓子,练功,跑步……”

“还练跑步?”小林挺好奇,“哦,练练身法?”

“不是身法,就专门跑步,随身还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这椅子上面有棉垫儿,有两个胶皮轱辘,头里有这么两根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就这么跑……”

“嗐,拉洋车的!成啦,大爷,您甭比划啦,您不是学唱戏吗?怎么又串到《文章会》了?”

“哦,对了,唱戏。说到哪儿了?吊嗓子,对,还得瞅着太阳,不能误了工夫,到点儿得回家灌开水,晚了回去水烧干了壶烧坏了,准得挨打。挨打我不怕,最怕是上午学戏,师兄弟几个人站一排,老师一个个考,唱不出来丢人。丢人也不算什么,就怕老师说你学不出来,回家去吧。回家我可就怕了,所以我得认真地学。可是话说回来,十五岁学个厨子、学个剃头还成,唱戏讲究童子功,我岁数大又赶上变嗓儿,哪儿还学得出来啊。没辙,就给师傅跟包打杂吧。”


说着话,爷儿俩走到了鼓楼脚下。小林跑去售票处打听一圈,回来说:“大爷,人家说上面有重制的大鼓,包响,咱上去看看?”

大爷抬头看了看楼上,摇了摇头,说:“不用上去,那鼓声不在这儿。”

小林听了直呲牙,心想,不在这儿那咱干嘛来了……还没等问,大爷就接着说道:“民国时候鼓楼里可没有鼓,刚不是说了嘛,鼓没用了就教人给搬走了,九一八之后鼓楼改成了教育馆。教育嘛?抗日,打鬼子!”方大爷指着二楼,“这上面改成了展览馆,有画片儿、报纸、照片、文档资料,还有抗日战士们的家伙什——钢盔、步枪、草鞋、饭碗……最值钱的镇馆之宝,乃是大清国造办处造出来的官铁,送到北京上驷院——上驷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我大舅爷在上驷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越墙而出,盗出这么两块儿,送到铁匠铺连夜打造出一样‘铁器’!”

“半拉马掌?”小文知道这是《卖五器》里的词。

“我说马掌了吗?我说马掌了吗?”方大爷提高了音量,“不是,你捂脸干嘛?”

“啊?一般这儿得有喷口儿,我挡着点吐沫星子。”

“行,你这量活还挺卖力气,不过我可没说相声,我说的这铁器啊,是一把‘无极刀’。那是保卫北平的二十九军将士用的武器,砍死过好些鬼子。”

方大爷拉了个架势,比划着挥刀的动作,小林赶紧伸开双臂护着,免得他摔倒。大爷收了势,又往前走,到券洞门口对小林说:“下层这些洞原本是走车的,门也是民国装上的,里面改成了博物馆和演讲厅,总有演讲和演出,都是讲抗日那些事。教育馆有位程先生,是负责宣传的,没事儿总到后面的广场上来,教我们团结起来抗日。”

方大爷转过身,指向钟楼前的开阔地:“就是那个广场,从前是平民市场,从这儿,”他的手由东指到西,“到那儿,用铁蒺藜围着,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进南门挨着鼓楼这一块儿,有卖破烂的,算卦的,卖扒糕、炸丸子、豆汁、烧饼的……最多的,还数卖艺的:西门外有落子馆,进南门就有两份儿说书的,往里走有三个茶馆——路东石记、路北鲁记、路西李记,门口划白线,上有凉棚,下有板凳,都是杂耍场子。

“我们的戏班子在西北角大槐树底下,拿白布围着,《三棒鼓》听过吗?唱两句,‘邦邦邦’一敲鼓,伙计就拿着盆满场要赏钱——就这种买卖。

“听众有两种人,一种是纯粹来找乐子的,爱看些打情骂俏的玩艺儿,跟唱鼓书的丫头、唱京戏的花旦眉来眼去;另一种是文化人,到教育馆参观,完事心情沉重,便到后面广场上散散心。

“这两路人互相看不上眼,各捧各的角儿,程先生是唯一混在艺人堆儿里的文化人。他说主动进鼓楼的人本来就有心抗日,他的宣传起不到更大作用,但是外面多数人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要靠他的宣传让他们明白。

“有了程先生在中间调和,两拨人也算相安无事,不过到了一九三六年底,情况有了变化。当时教育馆出版了一本叫《二十九军大演习》的书,那年鬼子已经打到了北京郊区,闹得人心惶惶,所以这书一出就轰动了四九城,抗日热情高涨,教育馆里一天到晚挤满了人。

“广场上撂地的可就吃了瓜落儿了,周围都在喊口号,你还怎么唱风花雪月?唱也没人听,挣不着钱就没饭吃。几个戏班的班主一合计,干脆,咱挪窝吧。”说到这儿,方大爷直拍脑门,“对啦,挪窝了,母们上西单商场唱去了。”

小林问:“您这意思,咱又改西单啦?”

“啊……”

“那走着。”

2

汽车沿着中轴线往南开,在地安门路口拐上了平安大街,路两边满是新修的仿古建筑,青砖灰瓦、红柱飞檐,方大爷看得吃惊不已,以为回到了六十年前。小林介绍说:“这条路最近才修好,还没正式通车,整片儿都是老北京城重点保护区,南边是景山北海,北边是鼓楼后海,还有各种王府,所以重建成了有古都风情的街道。北京这样的地方不多了……”

方大爷听着连连夸奖,听完最后一句又直叹气,小林也一下子没了话,沉默了片刻,车已经到了西四,小林问:“您说去西单商场唱?是现在那个西单商场吗?”

“西单商场很多吗?”

“西单的商场很多,西单商场确实就一个。”

“那错不了,就是那个西单商场。”

小林吃了一惊,“西单商场是民国时候建的?”

“当然了!”方大爷有点得意,“就连‘商场’这词都是打这儿来的!一说商场,你是不是以为就得高楼大厦?其实不然,它跟市场的场一样,就是几条街道胡同,买卖家儿集中在一块儿,有游商有座商,后来有人给盖了个房顶,变成大买卖了,就改了叫商场。为什么不叫市场呢——因为老北京人管东安市场叫‘市场’,蝎子拉屎独一份,这边的老板想与众不同,才想出‘商场’这名字。

“叫是叫商场,其实还是市场,日用百货、饭馆小吃、戏曲杂耍,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也有卖布头的……”

“您也甭吆喝了,这都快一点了,咱爷儿俩先找地儿撮一段吧。”小林突然有个主意,“要不您看看有没有老字号饭馆,咱连吃饭顺便回忆回忆敲鼓的?”

“你还别说,那会儿饭馆里卖艺的不少,不过我没在饭馆里唱过,也下不起馆子,”方大爷指指自己的脑袋,“这里头听见的肯定不在饭馆里。咱就随便吃口面条吧。”

小林于是在路边找了个干净的小门脸儿,和大爷一人点了一碗炸酱面,沏了壶酽茶,要了几样凉菜,边吃边接着聊。

门外斜对过儿就是西单商场,门口挺冷清的,当时还没有大悦城、君太这些大商场,不过靠南的华威大厦已经营多年,新建的图书大厦、文化广场、中友百货更是去了最南边的西单路口,北边的人气愈发不行。

方大爷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看来还是风水不行,最早这位置是个王府的马厩,后来盖起贫民窟,人称‘拉屎大院’。甭管脏不脏,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小商小贩就聚起来了。再后来这地方被个华侨看中,盖起来第一家商场叫‘厚德’,慢慢地挨着它又盖起来五个,统称叫‘西单商场’。

“厚德商场里有不少茶馆、剧场,我们演的三棒鼓那种连蒙带骗的买卖进不去,师傅他们只好搭了别的戏班,吃的份儿少了一半,我没出徒上不了场就更惨了,除了跟包外,还得兼着票房茶房。

“凑合着干了一阵,有一天下午我正收拾桌椅准备演出呢,就听外边敲锣打鼓的挺热闹,我出去一看,是新开了一家剧场,门口招牌挂出来——开业大吉,义演三天。我平时可去不起剧场,一听说免费说什么也得去看看。第二天就请了半天儿假跑去看戏。

“等开演我一看,不是唱戏是话剧。在当时这是一种新兴的形式,我是听说过没见过,正好开开眼。别说,这话剧还真有点儿意思,不像唱戏老得端着,就一群人在舞台上摆好桌椅,往那儿一坐闲聊天。故事也好懂,全是身边人身边事,又不用倒口,一听就明白。我就动了心思了,等散了场我可没走……”

“墙上挂着走不了?”小林量了个活。

方大爷没接挂,自顾往下说,“我是想啊,演话剧看着可比唱戏容易多了,要不我改行学这个吧。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我就想找个管事儿的问问,看看他们收不收我。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

“马喜藻?”小林不死心又量了一个。

“我说你出不去了是吧,这里没有《卖挂票》什么事。”

“那您就别卖关子了,好几十年前的事儿,我上哪儿猜去?您告诉我是谁我也不见得认识。”

“我碰见程先生了,听说他是导演。我赶紧跟他套近乎,说我是在鼓楼场子学徒的,经常听他演讲。程先生就问我,看了话剧有什么想法?我想着他总宣传的那些事,好像话剧里也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就说看得激动,想把鬼子赶出中国。他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儿拍手叫好,说好啊,好啊,就是教人抗日的!

“我跟他说想学表演话剧。他问为什么,我一个半大小孩,又没上过学,哪想得出什么大道理,就实话实说,想能挣点钱吃饱饭。程先生就不说话了,过了半天他自言自语道,是啊,吃不饱饭哪有力气抗日……他跟我说他们的话剧团多是义演,挣不到什么钱,团员都是大学生,人虽然都很好,却怕跟我说不到一块,让我过几天再来找他,他先帮我想想。

“我听完也没往心里去,觉得他就是客气两句,他干这么多工作净是不挣钱的,自己都不见得多富裕,哪还顾得上一个臭要饭的?再一个,剧团演完这三天就走了,我也没处找他去。

“过了半个月吧,我在茶馆门口正检票呢,看见程先生老远跑过来,看见我就埋怨,说你怎么不找我来啊?我挺意外他还真惦记着我呢,赶紧打躬作揖赔不是。他说我现在有个事需要人帮忙,不过也得先学艺,你愿意干吗?我想着既然是给他帮忙,他准不能教我饿死,最差也不能比现在还差吧,就说愿意。

“他解释说,我最近发现一门好生意。你看,话剧局限性很大,得有专门的场子,还得有服装道具;这么多演员,要串词儿排练;表演一场时间又长,包袱不够密,观众也不爱看,宣传效果其实不太好。演讲呢,一本正经的,太枯燥,就更难打动人。所以我想了,还是那些能撂地的艺术——评书、鼓书、相声——这些个玩艺儿好,一块醒木,一个大鼓,甚至什么都没有,凭一副肉嗓子,就能把观众吸引住。而且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想在哪儿演在哪儿演。我最近开始试着写鼓书词,你要愿意去学大鼓书,咱俩就可以合作,我写词你唱。”

“我一听高兴坏了,当时的曲艺圈势力划分是这样:京剧是头一档——不是我们那种戏班啊,得是富连成(科班)的——能在大剧院里唱;二档是说书的,都是长篇连载,每天都留扣子扣住你,让你天天来,有本事的能挣钱,都在书馆里说;再下来就是鼓书和相声,你别看现在相声挺火,那个年代可比不了大鼓,当时的杂耍园子里,京韵大鼓一直都是大轴,相声演员名气再大也只能压轴,收入也比鼓书艺人低,比方说侯宝林大师当时在天津说相声就是压轴,挣300法币,攒底的唱京韵大鼓的林红玉挣600,这还是侯大师呢,普通说相声的能进园子的都不多,只能大街上撂地。

“我高兴是高兴啊,可是上哪儿拜师去呢?程先生说你不用担心,我认识一个弹三弦的——姓宋,宋老板,他愿意演我写的段子,你就跟他搭伙顺带学艺吧。于是我京韵大鼓这门就拜了宋老板。”

小林听说大爷学了鼓书,知道马上该敲鼓了,不过还有点担心,问:“您从头学艺,离登场可就更远了吧?”

“说远也不是太远。你别看我是个棒槌,其实程先生自己水平也不老高的,大鼓书可不像他之前写的剧本、演讲稿之类的,书词要合辙押韵,大鼓得有板有眼,弦子需抑扬顿措。程先生原本也找过几位愿意宣传抗日的鼓书名家,但是把鼓词拿出来一看,人家就直摇头,说你这段子全凭一腔子热血,倒是鼓舞人心,可是这里面没有故事它不好听啊。段儿又长又倒辙,根本没法唱,只能当个朗诵。

“程先生没办法,不能非教人唱有毛病的词,那样既贻笑大方又砸人家饭碗,这才找上我要跟我合作。我和程先生一块儿跟着弦师宋老板学艺,有三个多月吧,他那个词儿也有点意思了,我唱得也上道了,本来就该登场了,要不怎么说这地界风水不好呢——西单商场着了一把大火,买卖家都烧干净了。”

“啊?那又唱不了了?”

“西单是唱不了了,挪窝吧。我们仨一合计,四九城里,西边儿这一块暂时恢复不了;东边儿是东安市场,年头儿久,老场子多,我们唱的这玩艺儿不容易进去;北边儿鼓楼市场有程先生坐镇;那就只有往南去了。

“拿定主意,我们俩和程先生兵分两路,他回鼓楼,我们直奔八大胡同。到地方我推门一瞧,嚯,行啊,这都是看我来的……”

“您先出来吧!”小林赶紧拦住大爷,“您上八大胡同干嘛去啊?”

“卖艺啊。”

“卖艺?我可听说那地方都是青楼……”

“青楼怎么了?你当青楼是什么地方?”大爷一脸嫌弃,“告诉你记住喽,青楼不卖身——卖艺!头等青楼里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又叫清吟小班儿;二等的叫茶室,三等的叫下处;四等的窑子才是进门就脱裤子的。大栅栏一带几十条胡同,上百家那玩意儿,为什么只有八大胡同有名?就是因为头等的青楼多,去的都是达官显贵。”

“喔——大爷,我没见识,那您去的是哪条胡同啊?”

“韩家潭,现在叫韩家胡同了。”

小林挠挠头说:“这意思咱又得奔大栅栏了?”他招呼服务员结了账,看看时间已经两点多了,跟大爷说,“时候儿可不早了,咱抓紧吧。”

3

简短截说,车开到珠市口停在了丰泽园门口。小林犯了难,八大胡同名气虽大,可具体在哪儿呢?方大爷看了看面前的路口,问小林:“这是煤市街?这是珠市口大街?那跟着我走吧。”

小林跟上方大爷,往西走了一段,一拐弯进了陕西巷,大爷说“到了”。小林压根不知道八大胡同是哪八条,讪笑道:“您说到了就到了吧。”

往北数到第三条胡同,小林看见牌子上写着“韩家胡同”,爷儿俩拐进去,大爷看着胡同两边的大杂院,边走边叹气,说:“韩家潭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是条很有名气的胡同了,现在变成这样——既不像鼓楼修旧如旧,也不像西单商场翻新重建,以前的痕迹可是一点儿都没有了。”

冷不丁地,右手边冒出一栋小楼,方大爷抬头看见东山墙上的砖雕上刻着“庆元春”三个字,便指给小林看,“这个茶楼也是清吟小班儿的买卖,母们在这儿唱过。”

小林一看眼前的砖楼大失所望,想象中的“家有愁春,巷无闲火”,竟是既无飞檐流丹也无雕梁画栋,和“风月”二字毫不相称。

走到院子正面,当街是两层七开间的小楼,底层四楹门窗,上有砖雕,紧东头儿还是“庆元春”的字号,西边两块是“又有佳肴”、“以宴嘉宾”。

小林笑道:“好一个‘又有’。”

大爷说:“说是高等,毕竟也是青楼,总有好面子的不愿意正大光明地进去,所以当街改了茶楼掩人耳目。青楼里的常客——军政要员、富商巨贾、八旗子弟——都是没皮没脸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扭扭捏捏的通常是些文人墨客,又穷又好面子。不过这类人正是我们的宣传对象,因为前面那几种人不当汉奸就烧高香了,怎么可能去抗日?”

小林点点头,说回正题,“这回您可唱上了吧?”

“唱上了!想当年我一到这儿,就把衣服全脱了……”

“还是青楼——您脱哪门子衣服啊?”

“脱了唱戏的行头换大褂儿啊,解这儿起,我就改穿大褂儿了。”

“对,对,您改唱鼓书了。这么说,您这大褂儿穿了几十年了啊!”

“职业装。”大爷哈哈一笑,接着说,“到了五月份,程先生把《二十九军大演习》改编成了鼓书词,教育馆请了名家到电台里唱,你猜怎么着?以抗战为主题的曲艺一下火啦!

“韩家潭有不少戏班子——有那么一句话叫‘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徽班三庆进京就住这条胡同里,京剧打这儿起源的——这些人里的积极分子就来找我们取经,把抗日的内容编了新段子到处去演,这抗日宣传一下子就铺开了。

“又过了俩月,坏了,崴了,折子了,卢沟桥打起来了,北平归了日本人了。

“小鬼子也知道宣传的重要,进来没多久,就开始想法儿宣传他们的‘亲善’、‘和平’。教育馆最先被盯上,馆长被免了职,弄了个代理人,没多久就给了程先生一份鼓书词,叫《平安城》,鼓吹小鬼子的。程先生气得当场就要把它撕了,被主任拦下来,教他别冲动,活着才能更好地抗日。程先生就来找宋老板商量,宋老板说,歌颂日本人那当然不能唱,但是你也别找别人,万一有哪个不开眼的玩意儿愿意唱呢?你先把鼓词放我这儿,咱就给他来个拖字决。

“过了一阵,有个叫武田的——就是日本人在北平建的什么狗屁维持会的副会长——派了个手下来打探消息,宋老板说,你这词不合辙押韵,没法儿唱。那人说,您是大师,受累给改改。宋老板说,您客气,我们唱大鼓书的没什么文化,唱词儿都是从师傅那儿口口相传的,改也行,您得多等等。

“又拖了俩月,要看要过年了,武田带着宪兵找上门来,威逼利诱一番,宋老板知道躲不过去了,把自己锁家里想了两天,然后来找我和程先生商量。

“他先跟我说自己想了个主意,但是有风险,弄不好就得吃黑枣儿,问我敢不敢干。我让他先说来听听。他就说,鬼子不是让改吗?咱就给改成骂他们的!但是得教他们听不出来才行。说着话他把《平安城》的鼓词铺在桌子上,指着上面的句子说,比如这一句歌颂武田桑(‘先生’的日语发音),咱改成丧命的丧,你唱的时候走重音,教人听得出来意思;还有这个日本海军,都是什么‘丸’,你加个气口儿,唱成日本——要完;说日本人善的,咱在垫场时候唱个骟驴的小段,等唱到日本人就唱成‘也善’,观众一听就明白是现挂。我问,哪有骟驴的唱段儿啊。宋老板说,编一个不就完了,唱鬼子的词儿还讲究什么。我觉得这主意行得通,心里也有点激动,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骂他们,简直跟二十九军的英雄没两样。

“我们仨坐在一起改了几天,连垫场的段子、万一教日本人听出来的后手等等都考虑周全了,程先生便带着我们去了教育馆给武田表演。我就按骂鬼子的调原封不动地唱,这样如果审查通过了,等他将来醒过味儿来,为了面子也不能承认。”

爷儿俩已经走到韩家胡同尽头又折返回来,太阳平了西山,墙头和楼顶都勾了金边,胡同里响起煎炒烹炸的声音,小林看看左右,不知道该往哪儿走,随口问道:“那后来呢?”

“当然是顺利通过了,武田那傻东西对我们修改的版本非常满意,说听起来确实比原稿顺耳,他让我们立刻开始唱这段子。我们就跟他说,我们也想唱,但是没有合适的场子,歌颂日本人的段子总不能在八大胡同里唱吧?其实是这么回事:自从鬼子占了北平,来八大胡同的就都是日本人的走狗了,给他们宣传那不是对驴弹琴吗。既然日本人让唱,就让他们给准备新场子。武田说,很好,我们正要成立一个新民会,准备在天桥建个新民茶馆,我们的人会去那里宣传‘大东亚共荣’,需要一些曲艺名家来提振人气。你们的,唱得很好,务必过来表演。”

小林听完一激灵,说:“大爷,您不会又要奔天桥吧?咱可不能去了,回头去了没找着您又告诉说在通县,去了通县说在天津……咱就真成《地理图》了。今儿就到这儿吧,该往回走了,等有空我再带您来。”

方大爷没说话,走出到珠市口大街,站在马路边往南看——当然是看不见天桥的,路南边几个大厦挡住了视线,何况天桥并没有什么高大的地标。大爷凝视了一会儿,跟小林说:“不找啦,找着啦,回去吧……”

4

小林在先农坛上的中学,对天桥还算熟悉,那里的旧时痕迹比今天去的几处都要淡,除了一个“天桥乐茶园”,再没有任何跟曲艺有关的东西。

回养老院的路上,小林问方大爷:“您先给我讲讲天桥的故事呗,小时候总听说北京的曲艺都在天桥,可没见过什么样,您是怎么又改行说相声了呢?”

方大爷嗯了一声,却半天没再吱声,好像在盘算什么,过了好一阵,终于开口道:“我和宋老板奔了新民茶馆,一起的还有唱快板书莲花落的,说评书相声的,大家手里都有日本人给准备的稿子,互相一穿换,都说我们的主意好,于是各自动手,能改的词儿都给改了,改不了的就添油加醋胡扯八道让人越听越假。总之就是不能说日本人一句好话。

“一开始我们先演出,新民会的汉奸攒底做宣传,结果听众等我们一谢幕就一哄而散——除了买挂票的,当然了,也没人买挂票——给新民会留个空场子。后来他们学机灵了,把宣传放到演出中间,于是大家就借这机会上上厕所,我们再抓几个现挂,他们中间讲完我们后边再编排他们。演了大半年,日本人才咂摸出滋味来,叫停了演出,茶馆盘了出去,我们这帮子艺人就还跟那儿唱。一直唱到程先生被抓……”

“啊?被抓?”

“大概是日本人发现他写过很多宣传抗日的段子吧。他有一阵子没到天桥来,我就去教育馆找他,才知道他被抓了,也没人能说清楚被抓到哪儿去了,主任托关系找人也没找到,只好教我多留神,别受了牵连。

“我倒是不怕被抓,如果能换程先生出来,我宁愿他们把我抓走,可是我这贱命人家也看不上。我和宋老板一商量,既然不能换程先生,那就想办法把他的宣传工作做下去。那时候已经满大街都是特务,再唱程先生留下的段子确实有危险,所以我俩决定改行说相声。相声就俩人闲聊天,词儿也没什么讲究,哪怕演着半截发现情况不对都可以临时改。”

“那您后来就一直说相声了?”

方大爷喃喃自语道:“倒也不是一直说相声……”又停了很久,似乎想明白该说什么,“说了有三四年吧,世道越来越难,老百姓可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再怎么宣传也没力气去抗日了,我和宋老板只好回去唱大鼓书——宋老板有点儿名气,能教我们找到工作。那时候鬼子不再需要唱赞歌的,开始喜欢传统段子,以示他们是正统。我们就唱些个《击鼓骂曹》《梁红玉抗金》之类的段子,借古骂今。

“直到胜利以后,程先生进了文联,宋老板进了曲艺公会,我在大鼓书这门师承不够,才又改行说相声。”

“程先生?”小林觉得故事里缺了一段,程先生莫名其妙就又出现了。

“嗯嗯,被放出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呢?”方大爷思考着,却再也没说话。

回到养老院时已经快熄灯了,小林把方大爷全须全尾地交给小玲,打卡下班。


第二天一早,小林接到工作任务要出车,一出楼门他就在院子里看见了方大爷。怹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面朝初升的太阳静静地站着。

小林走过去打招呼,笑道:“大爷,您这儿晨练啊?打算跑跑步?”

“不跑啦,没有洋车拉。”大爷接上昨天的包袱,朝远处一努嘴,“看看四九城。”

“嚯,那哪儿看得见啊。”小林顺着往东南方向看了一眼,又回头打量着大爷,“您穿这衣服真精神,我都没见过您不穿大褂儿,以后都这么穿吧。”

“嗯,鼓不响了,大褂儿就该脱了……”

“鼓?”小林没想明白鼓和大褂儿有什么关系,以为大爷又犯糊涂了,猛一下子反应过来,“哦,您说之前的幻听吧,听不见了?嘿,昨天这一趟还真管用,我得申请涨工资。”

“没毛病,我给你送个锦旗。”

“得嘞,那我先忙去了,您好了也不用着急去天桥了。不过我都答应您了,等我有空一定带您去。”

晚上回来时,小林又碰见方大爷,他躺在转运床上被推进救护车,身上盖着白单子,后面跟着家属、护工和养老院领导。

小玲也在队伍里,看见小林一把把他拽到旁边,低声说:“你闯大祸了,方大爷没了,家属说是昨天折腾一天累的,院领导八成得让你背锅。”

小林一听,什么就让我背锅,不是你拉不住大爷我才跟着他走的吗。又一想,八十岁的老人一天走那么多路,倒也备不住有个三长两短的,直后悔没带个轮椅。可是人没了再说这个也没用,小林想想跟大爷聊得还挺开心,也不免有点儿伤感。

后事又拉扯了好几天,养老院倒是没拉小林垫背,不过小林自己心里不痛快,干脆辞职不干了。

尾声

一晃过了二十五年,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半个城市都成了文化遗产。工程历时十二年,最后完成的就是中轴线南段的考古挖掘工作,对天桥地区进行了改造治理。小林于是趁这个热闹去了一趟天桥忆旧。

永定门内修了个街心公园,马路一直拓宽到先农坛的墙根;重修了当作景观的“天桥”和石碑;平出一片市民广场可是没有摆摊儿的;“天桥乐”归了德云社,门口招牌上写的不知是第几代徒弟;盖起一座比对面自然博物馆还大的艺术中心,艺术范儿十足,市井气没有……

小林看看这儿瞧瞧那儿,没找着心心念的“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很是遗憾。溜达进了艺术中心,里面有几家剧场和音乐厅,还有些现代艺术展厅,小林看得乏味,走到尽头有个博物馆,估摸着是介绍天桥历史的,便走进去参观。

博物馆不大,陈列着天桥全景图、戏台茶座布景、老字号招牌、什样杂耍泥塑等等。小林走马观花看着,原来“天桥”本是一座桥,建于元代,光绪年间已经拆除改建过,民国才有了平民市场。他这才明白“天桥”的历史远比把式的历史长,申遗恢复的是明清时期风貌,自然少了市井气。

来到抗日板块,他见题记里写着: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曲艺工作者不畏日伪的威胁,以不同方式投身抗战,在敌人面前正气凛然,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中有人拒不登台给敌人表演,有人编演抗日段子进行宣传,有人脱下“大褂儿”直接参与到战斗中……

后面挂着好多老照片:程砚秋在北京“耻歌寇盗学犁锄”,梅兰芳在上海“蓄须明志”……在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张三人合照,小林乍一看觉得有个人挺眼熟,走过去看介绍,卡片上写着:积极参加情报和宣传工作的艺人们,程旭元(左),方时业(中),宋会弟(右)。

再看照片里,左边的中年人穿中山装,梳背头戴眼镜,侧对着另外两人;右边的上了点儿岁数,穿黑色大褂儿,坐板凳上抱着一把弦子;中间那人一脸稚嫩还是个半大小伙子,穿灰色大褂儿,擎着鼓鞭。小林觉得自己跟鼓书艺人这行当似乎有交情,想了半天又想不起是什么时候的事,一时真假难辨。接着往后看,还有侯宝林等相声大师的照片,他又觉得自己和说相声的也有来往,想来想去,大概是因为自己曲艺听得多,所以觉得这些人很熟悉吧。

出门前,小林回头扫了一眼大厅,又瞥见那张三人合影,恍惚中,他好像看见右边两个人脱掉大褂儿,换上了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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