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北伐前线的猝然逝世，顿时引发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大变动。
根据诸葛亮生前的安排，刘禅任命诸葛亮麾下的亲信重臣蒋琬为尚书令，总理军政要务。
但是，在蜀汉内部，不少文臣武将，依旧希望坚持诸葛亮生前的北伐战略。
为了安抚住蜀汉内部的强硬派，蒋琬一方面着手制定全新的北伐计划，一方面暗中谋划改弦更张。
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241年或者242年，蒋琬、费祎和姜维，这蜀汉军政界的三位重臣，曾在汉中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国策大讨论，随后蒋琬就把自己的办公地点迁移到了蜀汉内地的涪城，同时给皇帝刘禅上了一道奏折。
在这道奏折中，蒋琬隐晦地承认，前任诸葛亮积极北伐的大战略效果并不理想，同时，被寄予厚望的孙吴联盟也没有给曹魏想象中的军事压力。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注重内政，休养民力；
对曹魏，暂停大规模战略进攻，改为骚扰性的有限军事行动，同时任命猛将姜维担任凉州刺史，长期威胁曹魏的侧翼，此乃上策。
公元246年，蒋琬去世，接替他出任蜀汉军政一把手，大将军一职的，是诸葛亮当年内定的隔代继承人，费祎。
和性格宽厚谨慎的蒋琬不同，费祎是位个性极强的技术性官僚。
费祎在任上，延续了蒋琬制定的休养生息、以和为主的战略，继续压制姜维等主战派，坚持把对曹魏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极端有限的规模。
比如，姜维每次要北伐，费祎给予的兵力，往往不过万人，还经常对姜维谆谆教导说，以诸葛丞相的才能，都无法北伐成功，况且我们这些庸常之才呢？
更令姜维等主战派愤怒的是，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大将军曹爽及党羽五千余人，把曹魏的军政大权逐步归于自己，向着未来的篡位，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诸葛亮隆中对里的说法，这绝对属于“天下有变”，是复兴汉室，出兵征讨曹魏的绝好机会，但费祎依旧按兵不动。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53年，姜维再次出兵，重启北伐。
此后的故事，熟读三国的朋友可能都有所了解，姜维连年出兵讨伐曹魏，《三国演义》中称之为“九伐中原”。
姜维的智谋将略虽然在《三国演义》中被捧得很高，但实际上，曹魏这边同样有水平不相上下，甚至更高一筹的名将郭淮、陈泰、邓艾等人；
再加上蜀汉在兵力和资源上不占优势，导致姜维的北伐基本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战果，变成了劳师糜饷的“浪战”。
如果说姜维的北伐，对于蜀汉来说，是一个血流不止的伤口，那么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朝政，则像是躯体内部的病灶，迅速开始恶化腐烂。
即使是在蒋琬、费祎主持蜀汉政务期间，主和派和主战派依旧存在分歧，由于缺乏往日诸葛亮的居中调和处理，“暗斗”很快演变成了腥风血雨的“明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