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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推行了7年，各种做法都在不断尝试，医联体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前不久一位“歪果仁”的一句话，却几乎把中国医联体给“一棍子打死”。此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医疗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石磊玉，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医疗投入没有占GDP的10%，就意味着无法实现基本医疗的落实。在他眼中，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医联体。医联体在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竟然只得到了这样的评价，究竟是为何呢？

大医院为啥挖空心思搞医联体？现在的医联体已经不是新概念，各地都构建了各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医联体内部，通常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的一个医疗联合体。大型三甲医院虽然挂着公立医院的招牌，实际上却是生意人，赚钱才是其第一要务。以往由于体制赋予了三甲医院太多的优质资源，使得他们在医疗市场中形成绝对垄断，因此大型三甲医院往往十分热衷于组建医联体。然而，由于医联体内部不可能真正实施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垄断又造成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医患矛盾也因此日益突出。

分析人士认为，大医院积极组建医联体，其最原始的动力是获得更多的病人资源。大医院与下级医院共同组建医联体后，一方面，大医院获得了更多的病源，获得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下级医院通过大医院无偿提供的技术帮扶，使更多病人能在基层完成治疗，他们不但学了技术还得到了经济上的收益，从而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中国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医联体”？



如同邦联制下，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一种松散的联合体一样，我国的医联体主要也是一个松散的联合。



石磊玉认为，尽管中国在大力推行分级诊疗，各地并为此建立了不同性质的医联体，但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医联体。“很多地方成立的医联体都是政府牵头的人为工程，大家仅仅是达成暂时的妥协，医联体不是自发的产物，不可持续，因为整体的医疗体系不允许这种医联体持续。”



分析人士认为，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一结构化矛盾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根深蒂固，搞医联体是妥协的结果。目前，各地松散型的医联体占多数，能起的作用并不大，政府抓的时候，能起一阵子作用，不抓了，可能很快就形同虚设。



“医联体”结出恶果？



在这些矛盾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医联体也结出了不少“恶果”。去年，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西院区发生的群体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事件爆发的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西院区的医院，实际上并不是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亲儿子”，而是通过医联体形式认的“干儿子”。而据报道，参与维权的职工表示他们同工不同酬待遇太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派驻人员绩效奖金一万多，原市中区人民医院员工只有一千多，这样的分配方案让部分员工大为恼火，引燃了拉横幅维权事件。



两家医院走到一起实际上是借了医联体的“东风”。这种貌合神离的医联体，自然也是问题多多，小医院实质上并不属于大医院，双方随时都可以“分手”，闹得不欢而散。



“医联体”路在何方？

中国的医联体已经提了20年，为何很难落实？



已故前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认为，中国的医联体发展不顺利，原因有：缺乏分级转诊、第三方支付体系不发达；医院之间的医院信息系统不统一；缺乏标准化、规范的临床诊疗方案。他以华西医院组建的医联体为例：华西医院的医联体已经包含了各级500余家医院，其中大多数合作层次较浅。



台州人民医院院长陈海啸在谈到医联体的出路的时候也表示：“真正要实现资源调动，比较可靠的还是以所有权为纽带。”而所有权不统一的医联体松散合作，调动资源的能力就比较有限。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组建医联体的初衷，即：当初为什么要组建医联体？让大型公立医院和基层医院“抱团”发展，“医联体”这一概念很早就被抛出来了。“让技术跑，而不是病人跑。”这是当初政府组建“医联体”的初衷，通过把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专科医疗串联起来，将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辐射到区县基层医疗机构，从而提升医疗效果。

问题来了，这么做，大医院愿意吗？当然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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