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的或许是一根针，一剂药；但救我的，是一顿早饭，一顿再平常不过的带着早课前惺忪睡眼吃的早饭。】

你或许见过凌晨一点的酒吧街，见过凌晨五点的洛杉矶；那你是否见过凌晨三点的急诊楼，是否见过一夜未眠的守夜人在你七点拔针时才露出的疲倦的模样。

我要开始讲历史故事了。

第一次记住去医院这回事，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刚上初一，是个新学校，吃住条件都很好，就是老犯胃病。小时候在家好像也经常胃不舒服，家里总结出来的原因是每周四点半到七点半的舞，造成了回家吃到饭已是接近九点。已经熄了灯，腹部的剧痛让人无法入睡。那时班主任还没正式到班，还在原来的学校办理手续。代理班主任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刚毕业那种，我还记得他扶着我的肩膀下楼，是种被别人一把抓住的感觉。那时候我太虚弱了。我在校医务室求着父母带我回家，他们却有一口没一口的应着。

来接我的是爸爸单位的一个叔叔，女儿比我小个三四岁。后来爸妈才跟着来到医院。做完了一系列检查，没发现任何问题，我就回去睡觉了。

——所以我想后来我记得这次，大概是因为生病第一次受到了冷落。

第二次，第三次...终于在新学年到来的时候，我放弃了住校，变成了一个早饭只能在车上吃，吃的快还能眯一小会儿的走读生。

大概是因为经常熬夜，病没有好。

小的时候生病不愿意查血，甚至连手指血都要和医生确认半天。还在省医院儿科看急诊的时候，因为一个查血我扭在门口大哭大闹，终于被带回了家。

高中急性胃炎犯的很频繁，一整天吐到胆汁混着血一起出来，血管瘪到扎了绑带都摸不着。护士没扎进去针，我开始哭；她用针头在肉里搅，试图扎进去，我哭的更大声。妈妈也跟着一起哭，突然理解到了血肉亲情，就真的是我身上的痛在她心上。

那天窗外月色美好，输液室里挤满了人。挂着透明袋子的，黄色袋子的，玻璃瓶子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吊儿郎当的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年轻人和我。我让爸爸出输液室拍一张走廊的照片，那个夜我记得很深，走廊的时钟上显示着03:56。当天边泛出鱼肚白，我躺在车后座，嘴里含着一颗酸甜的小橘子，渐渐进入梦乡。

因为病痛，所以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也是因为病痛，所以与成为一名医生的机会失之交臂。

大学一年级，在将要放寒假的时候我烫伤了脚，位置在右脚脚踝偏上，原因竟然是在深圳仅有几天的冷天里带了一个暖宝宝上床。三度烫伤，我在家乡的医院里，抬着脚——准确说是脚被迫抬起来放在了一个看起来很老旧的架子上，任由医生消毒、清创，撕掉伤口上还没长好的痂壳和新皮，血流了出来。“你看，我就说这下面有东西，不清掉这些东西，肉是长不起来的，只会感染。”我忍着痛，这一次没有麻药，也没有眼泪。“隔一天来我们医院换一次药，流程和今天一模一样，不要在医生下班的时间才来，我们只处理急诊病人，有权利不给你看。”他语速很快，说得很冷漠。号费50，换药费100，简单的消毒上药包扎，钱在眼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就这样，在这个曾经汶川大地震救过千万灾民的医院，敷药、治疗，我整整两个月没有把右腿放下洗澡。

返校的时候腿伤已经快要好了，但在飞往深圳的前一天，我去了三家医院。理由是我身上起了红疹。没有征兆，十分迅速长在我全身各处关节、皮肤褶皱的位置。我带上了药，以为这次也只是一次小皮疹。

我意识到我好像错了的时候，是带来的药全用完了，而病情却毫无好转甚至愈发严重的时候。他陪我跑了好多医院，也陪我打了好多点滴，虽然后来看上去好像一点好转也没有。在这医院省级重点的皮肤科，所有能用上的好药都用了，对这病却毫无疗效。晚上我难受的睡不着觉，连看手机的兴致也没了，白天上课就昏昏欲睡，根本没有心思去听老师讲这个定理的证明、那个算法的表示。而开学前，我还向家人保证，开学好好学习把GPA拿到3.9。但我没有力气了。我选了一个任务轻松的周五，决定回家。

周四晚上，飞机在发动机巨大轰鸣声中起飞、巡航、落地，三小时里背后小孩子咳嗽的声音只在吃饭时间断。我甚至没有力气去转过去和他说别吵，靠着窗户看起了《人间世》。大概是只有同样处于病痛的人才能理解这纪录片中的人们，我开始同情起自己，有一天竟然会为了求医而四处辗转——若不是生病，谁又想回去呢？

说来奇怪，回去后好像病就好了，为此别人笑话我“莫不是得了慢性水土不服”。一周不到，妈妈陪我回了学校。她留了几天，看我一天一天好起来，放下了心，也回去上班了。她走也还不到一周，病情加重。我前所未有的想家，虽然我才离开家几天。得知消息的她第二天慌忙赶到学校，还带来了外婆，说可以留下长期照顾我。

北大、南山、深大、广州中医药、港大...我去了好多医院，病情仍在加重。在港大医院，第一次被归入急诊III级患者，做了心电图，医生没问几句，“你这情况，赶紧住院吧。”说着便开始熟练地在电脑上开着单子，签名，盖上他的章。

我没有住进去，因为皮肤、风湿科在一层楼，两个科室轮换值班，而当晚皮肤科医生并不在。我心里竟离奇有点开心，第一次觉得一个东西有着落了，心中的大石头能落地了，虽然他什么诊断也没给我。

生日前一天，

“陪我吃顿早饭吧，我怕好长一段时间都吃不到了。”

“好。”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生日那天，不知道我的十八岁会怎样带走它曾经的美好和现在的遗憾。哪怕就是明天，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太阳升起。

好多天没有吃上学校的那似方便面煮的番茄蛋面，我觉得味道还不错。一杯普通的清的不能再清的豆浆也是我这么多日来喝到最好喝的热饮。世界竟是如此美好。下午，我在北大医院打了一针强效激素，那仿佛是我对明天的最后希望——虽然之前已经打了两针，而医生极其不建议打这一针。在北大医院门口的那块大石头上，我看到了一只彩色的麻雀，它停在石头上，望着我也望着眼前的一切，在我为它拍下一张照片后匆匆离开，是否要为别人也送去幸运？我这么想着。

“你是不是不回来了。”

“我给你订了蛋糕。”他紧接着说，像一个委屈的小孩子。

“回。”

终于在生日前一天，停掉了血管里各种奇奇怪怪的药物，毕竟也没有更多的血管能再进针了，但我开心起来，我好像真的在好转，药起作用了——我更愿相信奏效的是那顿神奇的早饭，那只美丽的小鸟，那个我不想和病床度过的生日。

三月二十一日，春分日，万物复苏。

我人生的第十九年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