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里的医患关系犹如闪亮的手术刀，冰冷而锋利。没有对待亲人一样春分般的温暖，只有对待敌人一样秋霜般的无情。
承然，我们知道自己是罪犯，曾经属于敌我矛盾，我们更知道对方是警官，主要职责不在医治而在看管。但是，我们也是人，也是病人，虽不奢望得到轻言细语的关爱呵护，却不愿面对吆五喝六的秋风黑脸。
更让人难受的是，医护人员对待我们，像是在化验室里对待一砣大便，唯恐在第一时间不能完结手中的医治，唯恐多待一秒，靠前一步会沾染上晦气、传染上病毒。
我情愿他们给我两耳光，也不情愿看那一双双白多黑少的眼睛。
最后，这里的生活条件，四言以蔽之：因陋就简，直追红军当年过草地爬雪山。物质匮乏的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
民以食为天，劳改队本来就是吃得惨，这里更是不准带任何食物入院，又不开病号饭，仍然是从大伙房用车拉来，跟所有监区一痒的菜饭，爱吃不吃，过时不候。
来住院时，不少病院都匆忙如我，不曾深思熟虑的带齐东西。忘了带温水瓶，就只好吃药时向别人讨口开水。只带了一床被子，就只好在冬夜里裹紧身子。甚至还有漱口借牙膏，出恭借手纸的。
我也靠借了不还厚颜无耻的勉强度日，于是发誓——再也不来下次。
然而转头一想，又觉得医院这样管理，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十分必要。
一来，非如此不能激活病员的免疫系统，非如此不能增强人体的自救机能，非如此不能让真病的快好、假病的快逃，让来这里的每一个人，以最短的时间痊愈，以最快的速度投身到劳动改造的洪流中去。
二来，如果医院真变成了渡假村、疗养所，广大的服刑人员，又有几个愿意，自觉的积极劳动，安心地参加生产？
所以说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外在的价值和内在的必然。
而我此刻，更多需要思考的是自身的价值和生存的必然。
告别贾死皮，回到十二监区，我开始用新的理念，在我的改造生活中进行一次试验。
在医院只待了十天的我，身上的伤已好得七七八八了，只剩下额头上的这个“许可证”，从此不出工，开始黑耍。
头一个星期。没人理我，很自然就过了。
第二个星期。小黑哥来关心过我一下。我告诉他，脑壳痛、周身没劲儿。他不咸不浅的说：“接到耍，继续休息，好久想出工了，来给我说一声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