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走在371棟教学楼后面的小路上。
他是叉叉大学理工科物理系的副教授。
今年50岁。
这是上午,第二节课后。
他点燃一支烟,一个人走在教室后面的小路上。
他提前下了课,所以这条路上并没有什么人。
他的嘴里,叼着一支烟,但是,并不注意吸着。
一个人在这条路上来回踱步。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唉,唉,是我,那个,三张保利大剧院的票,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话剧,感兴趣?不过,可以的话,那我们一起,我老婆也不去,这样的话那我们俩就一起去。
啊,是。
嗯,是啊,这个周六的,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去取票了,嗯,对,嗯,我现在还没有取票。
杨鑫挂断了电话,继续抽着,手上那支烟。
烟从他的嘴里,冒出来。
其实他并不喜欢抽烟。
虽然年轻的时候抽过,但已经戒了十多年。
只是这些天,又重寻过来抽了。
要看他的相貌,并不很像上海人说的那种“老克腊”,穿一身旧的皮夹克,里面一个灰衬衫,都皱巴巴的样子,走路的时候,头低着,就是马路上最寻常的中年人。当然他并不是上海人,他是苏北地区一个小城镇出身的。按理说像他这样的人,和文艺爱好者也搭不上腔调,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在每个平凡无奇的人身上都要用某个偶然的契机,留下一点不够绚烂却能够令人回味的光火。
杨鑫的确没有取票,但这票不是三张而是两张。他对电话那头的对象隐瞒了事实,因为害怕给别人造成负担。本来一个活动上一个朋友送了他两张票,让他和他太太一起去看戏,但他和老婆已经到了相看两厌的地步。也不是两厌,只是生活太像白开水,夜里两个人躺在床上,清汤素面。人都说女人的眉毛是顺是逆,反应的就是夜里是暖是冷。所以杨太太的眉毛总是逆的,虽然用修眉刀细细的修过,但那细细窄窄的眉毛好像天生带点怨,在家里时常皱着,怨都是逆生的。
杨鑫想不到和太太一起去看戏,虽说年轻的时候去过几次电影院,但电影院黑灯瞎火的,很多醉翁之意不在酒。若要真的看起电影,他和老婆经常意见不合,女人嘛,总在不经意处掉眼泪,怪没意思的。况且,他的确不想和老婆一起去看戏,他想起了家里的冷盘冷蝶,残羹剩饭,一张桌子上都冒着寒气,他只要晚点回家,太太和儿子就不去等他。因为儿子要上学,马上高考了,这事最要紧,而太太肯定随着儿子的生活习惯。如果一个人吃饭,当然没那么多讲究,残羹冷炙也对付着,况且他本不是一个讲求生活品质的人。微波炉一转,有时候太太还把菜单独留给他一份,用单门的一直碗装着,家里的碗是净白色,有时候他最喜欢吃的鱼冷了,就结成鱼冻,和赤色的酱油一起冻的晶莹,筷子一戳,变成一团糊糊。那天他端着碗,饭厅里只有他一人,从对面墙镜里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一粒米饭粘在他嘴边,他从桌子上抽了一张纸擦掉,忽然发现纸上有一根还未全白的头发,他再一看,镜子里的他,老了。饭罢,他开了电视,只是听个声响,他躺在沙发上,没把包里的戏票给太太。
约谁好哪?他曾被这个问题困扰着。既然,不想和老婆去,那难道自己去?一张票就浪费了,况且自己去看挺冷清的。看戏,不就图个热闹吗?一个人,那是独角戏,到底少了点意思。舞台上,三三两两,你方唱罢我登场,就算有主角戏份多少,到底是群戏。所以,思来想去,他准备约个能和他群的朋友。但他看着手机通讯录从头到尾,从A到Z,倒没有按下去拨号键。他的目标先搜寻到了安庆国,这是平时走的比较近的朋友,但一想,他好像平日里从不喜欢这些文娱活动,从没见他说过什么电影电视剧的,闲暇活动就在户外,一个登山爱好者嗯,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陈建军,更是不行,平日里是个好朋友,算有人情味,但对于娱乐,他可是个保守党,说起中国的娱乐圈,范冰冰,或者游戏产业之类,就是“娱乐至死”的论调,坚决与这类腐化,庸俗的生活划清界限,听说,到现在他们家孩子都不给买ipAD.冯哲,倒是此类活动的最优选择,出生于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平时穿着总是保持风度与品味,文质彬彬,皮鞋总是纤尘不染,对文艺这块也有研究。但是和他在一起也不怎么得味,他太懂,而且多少让人生出距离来,杨鑫不想和一个专家一起去看。他想了想,这个吧。就这个吧,章培,系里来了两年多,两个人平时有交集,他们因为实验室合作过,关系还不错,不至于尴尬,也没有负担。
周六很快就到了,那天他们约在保利大剧院的门口。杨鑫还没看见朋友就看见一群年轻人,有的三三两两一看就是大学生,有的则是情侣,打扮上要比一般的年轻人更有品味,上点档次。年轻的女人都长的敞亮,妆容精致,刚刚从他旁边过的女人,黑色的短裙下边两条白花花的肉腿,走过去了,高跟鞋还噔噔噔地响着。
“哈,老杨。”他看见章培挥了挥手,走了过来。章陪穿了件西服衬衫,但没有打领带,头发在保利大剧院的灯光地下好像更少了些,显得格外发亮。
“好,我们进去吧。”
单号座,第十排33,35。两人坐定,灯光很快熄灭,四周暗下来。台上的灯光亮起,这演的是《暗恋桃花源》。听说是很有名的台湾话剧,讲一对男女青年因为大时代被迫分开,晚年时男人登寻人启事最终寻来青年时期的恋人的事情。听上去好像是个喜剧,他一开始也没多想。但开了场,他很快发现这似乎是个悲剧。时空的交错,青年与老年的形象穿插出现,那个江滨柳都那么老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还要寻青年时期的恋人,就是寻到了又怎样呢。戏剧真是做梦,也让台下的观众做梦。那台上的江滨柳想在梦里一样把写给情人的信都扔了,白纸纷飞起来,徒添伤感。
杨鑫看着台上的女演员,演云之凡的,倒是不错。扎两个麻花辫子,身材很匀称,虽然看不清模样,但是声音很好听。每当她面对观众的时候,杨鑫甚至能从他身上看到某种过去的影子。
“晚了,我要回去了,滨柳,你看,那颗星星!”说着女演员就把一条围巾围在男演员的脖子上。
“你这是。”
“今天我到南京路看到这条围巾,就想你围起来一定很好看。”女演员的动作很温柔,两个情人含情脉脉,但也仅止于此。他想到那个年代的方式,他的那位扎着辫子的情人。那年代没有现代的微信,也没有高铁,两个人通信就靠信件。他的记忆被唤起,一张模糊的脸清晰起来,承载着年轻时相貌的老照片都已经随着多次搬迁而丢失。他已经记不清原来的她是什么样子了。只记得她嘴角有颗小痣,一笑,就扬上去。下巴颏尖尖的,有一次好像迎着下午的阳光在笑。就是那天,她把他送上火车,一趟要站十几个小时,通向看似光明地不可知未来的火车,她把一条自己织的红色围巾围在他脖子上,他还说,咋是红色,那么艳,她反驳说,这好看!他没有继续反驳,围巾在脖子上暖暖的。她忽然狠狠地抱了他一下,和他依依不舍。离别总是伤感,但那时他们都还以为会再见。他轻轻的拍拍她,示意她别哭。亦或者那天,是她脖子上戴了红色的围巾,是他用力将他拥在怀里。红色鲜艳在混乱的记忆里,随着一缕伤感挥之不去。
戏剧已经转了好几场,一群人热热闹闹,上台下台,也接近尾声了。老年的云之凡终于来了,白发苍苍,身形佝偻着,都老了,全都老了。
“我还记得,你留两条长辫子。”
“结婚第二年就剪了,好久了。”江滨柳还将那围巾围在身上,两个老年人,多少都有些相顾无言。看到这时,杨鑫心里也生出悲哀与心酸来。剧场里间或有的私语都消失了,变得格外安静,安静到仿佛听得见演员心里的叹息来。
“我该走了,儿子还在外面等我。”
“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台上的云之凡侧了脸,“我写了很多信到上海,后来我大哥说,不能在等了,再等就老了。”转过身,“我先生很好,他真的很好。”
两个人最后握了手,那手渐渐的松开,好像命运就是那样无奈。
杨鑫和章培散了场出来,情绪还未完全散去。章培先看到了一个朋友,远远的迎上去,“哎呀,你也在这儿呀。”
“是呀,好巧。”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杨鑫一看原来是老婆的同事。他们对视了一眼,杨鑫眉毛一抬,脸上堆起笑。
他回到家时已经十点半了,打开门,先闻其声,“回来啦。”
“嗯。”
“好看吗?”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