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不停地飘着；风一阵紧似一阵，高高的树冠弯曲着身子，发出呜呜的声音。偌大的毛里湖被厚厚的冰层冻住了，只有笨拙的山鸡躲在草丛里，想避开风寒。天色阴沉，大地如水墨画印染出陈年旧色。

用茅草盖成的土坯屋子里，三个男孩围着火塘，一人拿着一根树枝不停地拨弄着火堆。不一会儿，会有一个男孩跑着去打开木门，大声叫着：“好大的雪！”他们的母亲总是及时地把他拉回来，关上门。他们的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脚上穿着布鞋；棉衣是用旧衣服改的，鞋子也是手工制作的千层底。

孩子们总不听大人的话，一次又一次地把门打开，想到雪地里去玩。母亲有些累了，说：“咱们炖猪蹄子吃，好吗？”“好！”孩子们欢呼着。“从现在开始，哪一个打开大门，就不许吃猪蹄子！”孩子们终于安静下来了。

母亲搬来梯子，望着屋顶挂着的一只猪蹄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取了下来，放在桌子上。她手里拿着刀，停顿了一会儿，砍下一半猪蹄，又将另一半挂在屋顶上。不久，屋子里便弥漫着猪肉的香味。母亲把猪蹄分成六份，每一个孩子分到两块，然后，将准备好的白菜浸在剩下的汤锅里，端到孩子们面前。

天终于黑下来了。除了屋外呼啸的北风声，孩子们不再将门打开；他们把椅子当作木马，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他们的母亲坐在火堆旁，一边加柴，让火烧得更旺些，一边做着针线活。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在我的人生里，第一次看到六万亩水面的毛里湖被冰冻住，那时我只有九岁，我的母亲二十九岁。

有人说：有娘才有家。也许这就是家的感觉。后来，我长大一些了，上了初中，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我家的屋子后面有一条一百多米的下坡，每次放学走到下坡时，我就会用尽力气往家里跑。帆布做的书包在我的身后扬得很高。我能灵巧地控制住速度，转过一个九十度的弧弯，冲进院子里。这时候，我的母亲一定在院子里，不是在劈柴，就是晒着谷子或高粱之类的农作物。她会接过书包，说：“饭在锅里，吃饱了做作业！”当我端着饭出来时，母亲已走到很远的田边去了，她背着农具，走得急急匆匆。

在我十三岁的那年，母亲病了，父亲带着她到城里治病。几个月里，每次我回家的时，走到屋后的下坡，我还是会用力地跑，转过那个熟悉的弧弯，冲进院子里，只是看见了门上的挂锁，才记得母亲很久没有回来了，然后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很大一会都不说话，也不进屋。

我记得母亲回来的那天，我和弟弟在村口相遇了，弟弟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说我不信。他说，真的。我们俩拼命地往家里跑，弟弟冲刺下坡时，重重地摔了一跤，他爬起来又跑。家里的门果然开着，我们大声地喊。母亲、父亲和三弟从房里走出来，我抱着母亲嚎啕大哭。母亲连连地说：“以后就好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母亲的身体虽然不好，但很乐观，她拉着我的手，为了逗我高兴，说了好些笑话，特别讲到那年冬天吃蹄子的事。

她说，那蹄子是准备过年吃的；我们太调皮了，她看不住，又怕我们玩雪弄湿了衣裳，冻坏了身体，只好提前炖了。我们围在桌子前，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听母亲讲小时候的事。在我的心里，这个场景从不曾挥去，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总是被这份幸福浸润着，伴随着我成长，使我变得坚强，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十九岁那年，八月十七日，我接到婶婶打来的电话。她说，母亲病情很重，要我马上回去。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在夜色里拼命地往家里赶。行到屋后的下坡时，我看见村里的很多人站在院子外。我第一次无法顺利地转过家门口的那道弧弯，差点冲到前面的水沟里；走进院门，他们给我让开一条道。这时，我才看清，母亲已躺在棺材里。她闭着双眼，没有一丝的表情。我知道她不会再拉着我的手，给我讲儿时的故事了；我也知道她不会再在院子里等着我回家吃饭了。我抚摸着她冰冷的脸，想着这就是我的母亲，永远也不会再疼我爱我的母亲。我的心隐隐地作痛，就是哭不出声来。弟弟说：“哥，娘——没了！”我的眼泪哗哗地流着，怎么也止不住。这一年，我娘三十九岁。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母亲在世的日子，似乎都静悄悄的，在那些黑白的画面里，母亲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那里有年少的我，慈祥的母亲，温暖的家，还有远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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