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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不光齐、卫、郑这些与晋国最早决裂的邦国基于对手内部六卿格局变化趋势而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即便是尽量争取保持与晋国亲近的宋、鲁等国也无不基于对这种变化的敏锐观察而做出选择。
就一向作为晋国在东南方向最主要盟友的宋国来说，早在前504（晋定八、鲁定六、宋景十三）派司城乐祁犁出使晋国时，就曾经发生了几乎导致范氏、赵氏矛盾公开化的“杨楯事件”：
……公谓乐祁曰：“唯寡人说子之言，子必往。”……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献杨楯六十于简子。陈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又有纳焉。以杨楯贾祸，弗可为也已……范献子言于晋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饮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讨也。”乃执乐祁……（左传.定公六年）
考虑到宋司城并非莽夫，尽管其“故主范氏”，但考虑到年届古稀的范献子去世后六卿将分裂为两大派系，确实有必要同时讨好双方，因此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投机。不料这一举动激起范氏的极大反弹，导致乐祁犁被扣留晋国三年至死。
类似的反复揣摩同样来自鲁国。鲁国这一阶段发生的一起政治格局上的重大变化就是季氏故家臣、出身于孟氏而利用“昭公之难”造成的局部权力真空而入卿的阳货突然发难，利用职权沉重打击了季氏及其裙带势力，并成为鲁国的执政：
……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左传.定公六年）
甚至在当年季、孟前往晋国“献郑俘”且“报夫人之币”时就曾经预言阳货的最后出路：
……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左传.定公六年）
此时晋国中军主将是谁？毫无疑问就是范献子，那么如果阳货能够出仕晋国成为中军司马，显然其已经取代季氏成为范氏在晋国的代理人。那么范献子为什么又专门和赵鞅探讨这个话题呢：
……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左传.定公六年）
因为赵鞅作为上军主将此时是晋国“主东诸侯者”，后来凡是晋国太行以东对齐、卫、郑诸国行动中多以赵简子负责。这对于鲁国而言其实就出了一道超纲题，因为范献子作为最高执政官同样以各种方式在深刻影响着晋国的东方战略，那么如何在年迈的范献子去世前后平衡两种格局下的晋、鲁关系就成了大难题。
从事后的局势发展来看，阳货执政下的鲁国显然以不惜代价的方式配合了范献子相对强势的外交风格，即在几年内频繁主动出兵攻击郑、齐、卫，企图破坏齐景公建立新军事联盟反晋的节奏，这种努力为阳货同时赢得了在鲁国的政治地位和晋国上卿的认可，也为其铤而走险发动政变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憧憬。
当阳货在“顺祀之乱”（鲁定八、前502）中遭遇失败后的一个举动就是取走了象征君权合法性的“夏后氏之璜”和“封父之繁弱”，而鲁国都城内部在发生动乱的当年十月后的第一时间内也并没有出兵攻击阳货、公山不狃以及侯犯等割据势力，而是直到转年夏季才出兵攻取阳关，此前不久阳货也主动归还了宝玉和大弓，出现这种延迟和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可能在等待士鞅（范献子）的表态。
一旦晋国执政的范氏愿意继续支持阳氏集团取代三桓，那么鲁定公随时保有出走倒向阳货的自由，届时其可以乘坐“大路”并在车上配备“大旂”来赋予得到范氏背书的阳货一派以正当性。然而在定公九年（前501）夏四月发生的另一件事终结了这种可能性，据笔者推断，这就是士鞅的最终死亡。于是阳货在绝望之余只好主动交还了宝物，而新任中军将、佐知文子和赵简子显然并不赞成鲁国发生驱逐“三桓”这样大的变故，所以得到正当性加持的旧势力迅速出动重兵攻取阳关并迫使阳货流亡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