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开读丁学良老师的《我读天下无字书》-A great book without words.
知道这本书是从乐静老师的公众号里知道的,乐静老师是雅思界教学的鼻祖吧。而后,她的公众号大部分文章都是分享她的读书心得和笔记。
丁学良老师1992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有了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有30年的游学经历,无字书便是他的求学经历。在本书中,他记录与分享了他与他的导师们的故事。
阅读本书,能够让几十年前的求学与留学生活与经历都能历历在目。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那么本书中的求学经历,难道不就是教育与求学的历史吗?
扉页一个清晰的图片配上一句话:
永远读不完的书,永远行不尽的路。
01| 引我入绛红大门的人
本章节讲述的是丁学良老师与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的故事。
马若德教授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未来三十年中对美国产生冲击的并不是当时的亚洲四小龙,而是当年才刚刚践行四个现代化的中国。
丁学良老师觉得很疑惑:什么样的一种知识背景,使得马若德这位洋人学者,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再崛起有这么敏感而又具透视力的远瞻呢?
通过和马若德教授的接触,他发现:是因为马若德具有浓烈的历史感——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才能够预测未来。
丁学良先生到了美国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就读,而后因为得到马若德教授的赏识而引荐到哈佛大学。
书中提到了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是:美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非常的好奇。在哈佛大学里居然有一门讲述文化大革命的选修课,能够在开课时就吸引上千人报名,而这个课竟能开课持续二十年。
后者比前者更让我惊喜,在中国的校园内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课能够开讲持续二十年呢?
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推动改革开放时,这个研究和了解中国的洋人学者说:中华文明的过去太光荣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里,中国绝大部分时候时以『文明中心』的地位,来教导和开化周围的那些『野蛮社会』。如今,这样的一种中心文明突然要弯下腰去向西方、向另一种文明学习,肯定是一个很痛苦很屈辱当然也很困难的过程。所以,对于你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讲,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不能脱离这样一个两千多年的大背景来看,遇到困难也要从大背景去理解。
从一个洋人学者中听到这句话,丁学良先生发声感慨:
这种视野与我和我们中国,是何等的宽容和爱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感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
丁学良先生和马若德教授就如一对父子和忘年交吧。
这是何等的荣幸能在海外遇到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呢。
02| 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
本章节讲述就是丁学良先生和他的博士导师-贝尔之间的故事。
在贝尔教授作为他的博士导师的时期里:
他,贝尔,一位年近七十、名博宇内的学者,无偿地用他的周末休息时间,向一个来自万里开外的中国学生进行谆谆教诲。
须知,这是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美国,而他又是那样的繁忙。经常,在我到达他门口时,他正在二楼书房里埋头写作。听见门铃声,便阁下手中的笔。有时他正在接受知名的美国或者外国学者、记者的采访,我一到,他便匆匆结束那边的他话。
这段经历让丁学良先生领悟到了伟大的老师和伟大的大学之蕴涵,即大师和大学的不可分割性。
贝尔教授对于丁学良先生的关切纯粹是来自一位富于人道主义胸怀的大学者对具有数千年历史、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民的真挚同情,对这个历经磨难的伟大民族之复兴的祷愿和期待。
本章节中附录了,丁学良先生刚到美国学习的一段描述,让我想起在香港读研究生时的相似经历:
在那最初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人就像傻子一样从早到晚地钉在凳子上,艰难地一行一行地阅读,艰难地一个词一个词地挤论文,忍受着众目睽睽之下讲不清一件的窘困和羞辱,在被提问时因为听不懂问题而无从对答,紧张地甚至半带恐惧地等待着交论文或者考试的日期的逼近。
每当有这种经历,我们都会无比想念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