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上架啦！！
如果说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基调，那么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则是塑造了现代中央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周老师从财政制度变迁探讨中央与地方集权分权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最后，我们能看到，正是宏观与微观的互动共同促成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诸多经济奇迹，也是今日了解和廓清中国诸多问题的优秀著作。
正如周老师所说，每一个当下问题都不仅仅是当下问题，要回到历史的脉络中去探查深层发生机制，那种企图把另一种理论或体制搬过来就能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懒人办法。如作者所言，社会学真正的视角不是只看当下问题，而是要在过去、现在的基础上，探查传统与现代的接续与割裂，以及背后深层机制，为未来把脉。
套用黄老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所言，问题往往存在于系统之中、现状之中，表现为结构性的、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制度性的问题。把握问题的关键，通常需要从这些方面去寻找原因。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道：“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其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理解改革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就是通过改变问题的联系方式、边界条件，抓住问题的结构性短板、要素性短板、机制性短板，使矛盾的运动轨迹朝着理想的方向和预期的目标转化。总之，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遵循“问题—结构—对策”的逻辑分析范式，问题基本上能迎刃而解。
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40余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问题也逐渐凸显。但我始终坚信脚下这片土地“中华儿女，生生不息”。
最后引用兰教授的这段话收尾“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