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很可能也比较玄，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文屋思想实验的提出者，他就指出，集体意向性背后的这样的意图，构成了我们社会公共生活的某些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和别人协同做一些事情，就必须得预设我们有个最低限度上的共同合作的诚意，这个诚意一定要给出来，否则任何事都做不成。甚至是一些比较短暂的基于利益的同盟，都预设了两者之间要有一些基本的合作的诚意，而这种诚意就是以我们欲图达成某一件事这样的一种格式出现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冒出来了，有人说为什么这个意图、欲望不能够还原为个体的意图、个体的意向呢？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如果这种还原始终是可能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了，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的确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不加思索地奉献自己的。如果对于个体意图的计较，始终是我们集体意图的真实底色的话，就始终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个人在想集体事情的时候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这样集体意图的达成就会成为困难了。
有人说，我们的确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很多时候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而没有考虑到集体的利益啊？的确很多情况是这样，有些情况是有些人在打小算盘，一边在想集体该怎么做，一边在想我该怎么做，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中，我们却发现了很多个体为了集体的利益舍身忘死，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这种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