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懒，不写任何想法。

《明天我要去冰岛》

背包客、以及生存之道

你看看房间的这群欧洲背包客，他们告诉你，世界很大，看一看吧，不要埋头工作，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国家有钱，护照方便，社会福利好，所以才能无忧无虑。至于我们，来不及生存，看世界是奢侈，只有通过奋斗才能获得那些他们一出生就拥有的资源。”

“所以你觉得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我问。

“他娶你，给你更好的生活，至少一张欧洲身份证。”他充满正义感地往嘴里塞薯片，“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已经根本不相信爱情了，这只是年少时的冲动情绪，再浓烈也会消失，所以，你和一个人相爱，你们就算结婚，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张身份证！”

爱情只是一时情绪，再浓烈也会消失。

我呆住。分手的时候，他曾说过类似的话。

我反驳过他，我说，所以我一直都是你最好的好朋友，不是很好吗。他冷笑，他从来没有朋友，也没有好朋友，而且一个女人永远不会成为他的好朋友。

见我不回应，詹姆士叹气，“你说你没打算，这样不好，必须有个目标，十年五年那种的，然后一步步去实现。你现在几岁？”

“26。”

“那你还小，还能晃荡三四年。”

“你解释一下？”

“拿我自己举例，20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离开非洲，我给自己十五年的时间，最终目的地是加拿大，买一栋房子，门口一片安静美好的湖水，走远一点，可以在空气不错的森林散步，车库里有一辆限量版跑车。”

他一边说，一边大口嚼薯片，“你得知道什么是对你有利的，别闲晃了，确定目标以后所有行动朝着目标不断前进，我就是这样，先离开老家，去开罗做小生意，赚了一笔钱。然后，听说中国市场红火，我去了广州，又去了大连，在中国的三年，我又赚了一笔钱。接着来到欧洲，现在成为冰岛居民，这里收入高，很快我将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下一步，我的梦想就成真了，移民加拿大。我现在的成功，一步步，都是有打算的。”

听詹姆士的故事，我有点入神。

“嫁给我。”他又说了一遍。

“开什么玩笑，你在求婚？”

我梦想中的浪漫求婚，可不是用薯片代替戒指。

“我认真的。”

“我们根本不算认识。”

“无所谓，反正爱情会消退，实在的东西不会，我可以给你一张居民证。”

“听着，我可没什么能回报你的。”

“我不需要回报。我这样的人，这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好人好事，之前帮我的人很多，一路帮我来到这里，所以我想做一些事情去回报别人。我愿意帮你，可以和你结婚，给你一张证明，获得冰岛身份证。等你成功拿到，我不要你的钱，也不会占你便宜，我们立刻离婚，算是作为朋友给你的免费礼物。”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知道这是客套话，但我的确这样想的，我有我向往的爱情。”

“说来听听。”

“我也很悲观，所以我会希望彼此是互相最好的朋友。爱情迟早会消失，我不希望只剩下亲情，能一直是最好的好朋友，那很棒，生活会很有趣，玩在一起，聊在一起，棋逢对手，并肩作战。”

“冰岛人少，工作都缺人，特别是渔船，赚得也多，一艘船最近会给我确定的消息。我租了房，明天搬走，”他的声音故意低沉，说恐怖故事一样，“青旅不是长期居住的地方，你懂吗？”

“不懂。”他成功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永远不知道睡在你上铺的是不是杀人犯，他可能在自己的国家犯了法，跑来冰岛歇歇脚……”说完，他又往嘴里塞薯片。

“今天和你说了那么多，因为我想帮你，看到你，我想到了曾经的自己。我能走到现在，得到了很多人的建议和帮助，但是我当时没有能力报恩。”他说。

“祝你工作顺利！”我赶紧伸出手，防止再次被求婚。

后来，詹姆士的确搬走了，我再也没有在房间里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

不过感谢他的提醒，我的被迫害妄想症被激发，常常失眠，用被子把全身裹得格外严实，总担心同屋的某个陌生人会把我的脚砍去，或者手指摘掉。

因为只活一次，所以必须活的快乐

想起之前遇见的西班牙女孩，她走在路上，和一个陌生的冰岛人交谈，下一秒，冰岛人带她回家，还做了当地美食款待。

我觉得这故事是个传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信了，那种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信任与温暖，那种因为你很有趣所以我想和你做朋友的单纯快乐，真是无与伦比的美好。

霍莉开车的时候，我问她，“两个女儿长大以后，她们也离开你，离开冰岛，出去闯荡，你能接受吗？”

“到了18岁就应该出去，”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虽然我会想念她们，我太爱她们了，可是必须放手，不是吗？冰岛实在太小，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能想象那一天的来临吗？”

“现在还做不到，但是等过几年，她们长大了，我相信，自然而然，我会放手的。这是每个家长都要学会的事情吧！照顾孩子，等他们长大了，却要学会放手，即使非常舍不得也必须放手。但是离得远一点也好，我和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离得越远越相爱。”

通过后视镜，她看了看女儿们，嘴角上扬，“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不再把我看作可以聊天可以玩在一起的朋友，我会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妈妈。”

人在异乡贱。

贱一点才好，有了放手一搏的勇气。

在父母的身边，永远是孩子。

这就是独自在异乡漂泊的好处吧，随时随地以敞开的心态接受奇遇。

“对冰岛，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她问。

我把不久前遇到的那个单身妈妈的故事告诉了她。

“我和丈夫也是这样，28岁那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有了第二个孩子后，因为要办理一些证件，我们才结婚。”她说。

“是不想结婚吗？”

“不，是因为结婚很贵，我们没钱办婚礼。”

“你不会没有安全感吗？”

“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立下协议，所有开销各自负担一半。现在就算结婚了，我们也遵守协议。”

“包括约会的时候？”

“嗯，包括。我和先生约会的时候，他带我去餐厅，他付钱；吃完饭，看电影我付钱。当然，有时候其中一个经济困难，有能力的一方就多出点。”

“这和我长大的文化很不同。”

“家是两个人一起负担，结婚后，不是男人照顾女人，而是我们结婚了，我们互相照顾。”

“那么带孩子呢？”

“我和先生轮流带，平等分配时间，家务活也一样。他出差的时候，比如最近，就我来带孩子；我出差，他来带孩子。下个月我去土耳其玩，所以孩子们交给他。”

婚姻的自由与快乐，秘诀原来那么简单。

承担与享受是同等的。

我止不住地想，飞到冰岛，是因为我想得到宠爱，于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宠爱了自己，而不是等待着作为一个“被带来”的角色。我能理解霍莉说的这一切，独立所带来的快乐，无与伦比的自由。

也许有一天冰岛女人谈一谈如何做一个快乐女人，也会变成一种流行。

过去的两年，我做着一个关于自己国家文化的采访，如今来到冰岛，重新洗牌，感知更敏锐，差异性使我能更客观地审视两种思维的内在。

霍莉知足地说，“我们的小镇虽然小，但什么都有，有总统，有大海，有沙滩，有冰岛马，有高尔夫球场，有飞往格陵兰的候鸟。你看，这栋房子里住着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小姐总冠军，我们这里什么都有一点。”

我转过身，问伊莎贝拉，“你有什么梦想吗？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她开口，英文很棒，令我吃惊，“接下去就会知道，还不急着决定。”

我问霍莉，“你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吗？如果伊莎贝拉想从事音乐，你会支持吗？”

“最好像我一样从事金融，”她坦诚地回答，“希望她不要走上艺术家的道路，太容易饿肚子，但是如果她喜欢，我会无条件地支持。

“毕竟我们都只活一次。”她补充。

“如果女儿也和你一样未婚先孕，这件事你能接受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可以！我只好祈祷她不要在中学就怀孕，至少等到毕业。”

她用的是“只好祈祷”，不是“要求”或“必须”。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个很酷的女儿。”她说。

那年，伊莎贝拉7岁，告诉霍莉——“如果你和爸爸合不拢就散了，对大家都好。”

她和丈夫的婚姻出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常常争吵，征询伊莎贝拉的意见，女儿当即表态，解决不了，那就离婚，拖着对谁都不好。

“你是说，哪怕孩子还小，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还是会离婚？”

“家庭不是别人为你牺牲，或者你为别人牺牲，而是你照顾我，我照顾你，我们交谈，一起解决问题，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只能分开。离婚很正常，孩子也需要快乐的父母。我很难想象一个家庭的父母不说话，一直冷战，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应该不会快乐吧，并且父母将他们的不幸福归咎于孩子，让孩子也婚姻恐惧。”

“那么‘责任’呢？”

我想到了在我的文化中这个沉重的词语。

为了这个抽象的词语，祖祖辈辈用自己的青春与快乐作为交换。

“真正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会希望彼此快乐。”她说。

我改变，不是因为你，而是我想改变。他们说，你要改掉这个性格，你要改掉这个习惯，你要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这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没有关联，他们说这些，不过是在驯服你，改造你，操控你。

真正的改变来自内心，来自领悟，而领悟需要经历，需要反思，从来不要为了别人开心而去改变自我，永远不要说出“我变成这样都是你害的”这种话，伤人伤己。我们都只活一次，我爱你，我关心你，所以我希望你快乐。有一天，你改变了，是因为你从内心想要改变，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任何人。

警惕亲情的绑架，警惕恋爱的绑架。

在冰岛，冰岛马是半野生的。每到夏天，冰岛马离开家，在山谷生存，冬天来临之前，养马人会骑着马将它们赶到同一处，主人们领走自己的马。一个夏天在外，从山野回来的每一匹马都有了自己的个性和脾气，这是冰岛人喜欢它们的地方，虽然意味着一些马不听话，难驯服，但是冰岛人觉得这很挑战，也很吸引人。只有离开人类，生活在野外，冰岛马才学会了生存，知道了山谷迷路时该怎么办，学会了自救。

父母子女也是一样吧，放开手，去面对人性的险恶，去面对社会的复杂，孩子们才会真正地生存，拥有了自己的性格和脾气，不再是那个听话的小男孩小女孩，毕竟，父母与子女从来不是“驯服”的关系，年岁渐长，相处时，我们是平等的成年人。如果孝顺的全部意义是听话，是被驯服，那么这样的孝顺不要也罢。

我们爱一个人，是希望对方快乐。

书摘《人物--东京不见叶诗文》

按行内人的说法，她水感好。所谓「水感」，指的是一个人游泳时在水里的感觉，这很难用精密的数据或指标解释——游泳是水和人的结合，有人能浮在水面，有人则总是往下沉，有人划一下就可以前进两三米，也有人根本划不动。那些能在水中更快前进的人，往往不是最有力的人，而是最能找到重力与浮力、推力与阻力之间平衡的人，这是天分，有经验的教练一眼就能辨认。水感不好的人，能通过训练和努力变好。但真正要去攀登竞技体育的高峰、突破人类极限，是天分最终决定一个人的高度。

在顶级竞技舞台上取得胜利，不仅需要顶级的运动天赋和能力，也需要顶级的好胜心。网球运动员李娜曾在自己的传记《独自上场》中写道：「想要获胜，你必须发自内心地渴求胜利，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要获胜。你对胜利的渴望，要像在沙漠中跋涉、濒临死亡的人对水的渴望一样。

因为400混的苦她感同身受——这是一项考验技术、体能和策略的全能项目，选手需要精通四种泳姿，也要掌握不同泳姿的转换，比赛时要会分配体力，直面弱点。菲尔普斯也说过，400米混合泳是最难的项目，需要大量训练。它挑战的是人类的身体机能极限。

在之前漫长的时间里，她一直在被教育和训练着如何去赢，但却没有人告诉她，如何去面对输。在完成职业生涯的全满贯后，这种对输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峰值，崩塌也开始发生。

她将那种强烈的好胜心形容为「一头锁在笼子里的野兽」，它好斗、易怒、偏激、伤痕累累、残暴无比，在顺利的时候，它可以成为最好的帮手，而当你的精神力量变得脆弱时，就会招致那头野兽的反噬，「它不停地讥笑我、羞辱我，让我不断地为自己的失误痛哭流涕或怨天尤人」。

那种恐惧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天黑会让她恐惧，因为需要面对睡眠，那不再是一件自然且令人享受的事，而是一件任务，必须去完成，这让她绝望，两三点睡着，五六点就会醒来；天亮也会让她恐惧，因为天一亮，一天的训练就开始了，她的身体会因为缺少睡眠而疲劳，一跳到水里，肌肉又酸又疼，难以坚持。

但到了学校，沉默是行不通的，任何事都要自己主动，比如想选的课满了，就得去和老师沟通，求他们能否加个名额。很多课都是小组作业，不认识人，也要主动找同学说话，问问小组有没有满员，能不能加自己一个。

有老师知道她是奥运冠军，会给她额外的作业，让她独自上去做分享。还有一门社会学的课，理论艰深，她几乎不懂，但每个人都必须做陈述。一站上讲台，本来就紧张，然后所有同学都举起手机开始拍，最后老师也举起了手机，

在这样辛苦又繁重的学业之外，游泳突然变成了不太一样的东西——不再让她觉得恐惧和痛苦，反而成了生活中最大的甜。她跟着清华校队一起训练，算是一个编外成员。队员们知道她来了，都很高兴，让她游在最前面，女孩们在后面跟着她练，整个队都特别有冲劲。恍惚之间，她觉得好像回到了八九岁的时候，那一段在业余体校时，最无忧无虑、不计输赢的时间。

「你不能留长发，不能谈恋爱，要把心思都用在训练上，你拿冠军就是最美的。」但在清华可以，也可以染头发。周末她会和诗诗逛街，去吃甜点、喝咖啡。上课和游泳之外，她还常常玩滑板。她喜欢骑自行车在校园里兜兜转转，尤其喜欢从宿舍到游泳馆那一段路，秋天特别美，她觉得被治愈，过上了错失已久的、普通人的生活。

她感觉自己的思维被打开了，形成了自己对于游泳的理解——那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运动能力的付出，而是一种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肯定不能纯靠体能，要有自己的战术、自己的想法，要有主见。」

「她年少成名，中间经历这么大的波动，再自己调整过来，走进校园读书，慢慢再恢复，后来又想练，又达到了一定的高峰，后来因为疫情影响，没能去东京，这都是一种经历。但最终来说，她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达到这么高峰，整个运动生涯，又没有什么争执，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这样的运动员是很难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