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兼容并包的生长环境

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个家庭属于明清近世中国中的精英阶层。他的祖父去世后，大伯伯当家，但因不务正业导致家族逐步败落。费孝通的父亲曾考中清王朝最后一届秀才，后被送往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他的母亲来自一个有名望的大户人家，外祖父杨敦颐是当地有名望的人物，对费孝通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费孝通的父亲在南通教书时，他出生了，为作纪念，父亲在他的名字里用了一个“通”字。费孝通的母亲比较新潮，创办了蒙养院（幼儿园），费孝通的教育是从蒙养院开始的，那是一种较西式的幼儿教育方式。

费孝通的家庭对他的学术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新潮、很开放的人，带头剪头发、办新学、讲究男女平等、注重孩子的教育、接受外来的新思想等。费孝通的外祖父是一个新潮的人，他愿意接受洋学，这影响了费孝通的家庭。

1928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后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在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完成研究生学习。 1938年，费孝通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

（二）深入田野的学术研究

1938年至1939年，他两次到昆明以西约100公里的禄丰县禄村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写成了影响深远的《禄村农田》。 他在昆明期间，开创了“魁阁时代”，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时期。魁阁位于昆明市呈贡区，是费孝通与一批青年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所在地，他们在这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

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工作了八年，担任社会系主任、教授，期间开创了“魁阁时代”，弘扬“魁阁精神”，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费孝通在昆明的生活和研究经历，使他对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尊重，他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综上所述，费孝通与昆明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育人、个人生活以及对文化的贡献，这些经历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稿基础上撰写的。 《乡土中国》被学界公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等概念，已经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

费孝通先生曾说：“我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乡土中国》正是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总结。

1945年费孝通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三）费孝通的两段婚姻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何况费孝通还拥有两位。
费孝通的两任妻子分别是王同惠和孟吟。
爱，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王同惠是费孝通的第一任妻子，两人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相识，因共同的学术兴趣而相知相爱。1935年夏，费孝通和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不久，他们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不幸的是，在调查过程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捕兽陷阱，王同惠在寻求帮助时失足坠崖溺水而亡，当时她与费孝通结婚仅108天，年仅26岁。王同惠的去世对费孝通影响深远，他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这本书最初是费孝通在1938年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原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后来，这篇关于江村的调查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在1939年出版。 《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冠上她的名字。 孟吟是费孝通的第二任妻子。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刚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孟吟女士，不久后两人在昆明结婚。孟吟并非知识分子，但很有教养，通情达理。她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1940年，他们的女儿费宗惠出生，为了纪念前妻王同惠，费孝通给女儿起名费宗惠，昵称“小惠”。孟吟在十年动乱中与费孝通同甘苦，共患难，此后相伴终生。这两段婚姻对费孝通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生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