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以为汉武帝的轮台诏是罪己诏？其实这封诏书虽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与其说轮台诏书是罪己诏，还不如说这是一封辩解诏、甩锅诏。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很多帝王粉们只要一提起汉武帝，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汉武帝这位皇帝在位期间的武功，败匈奴、收两越，纳云贵、通西域云云….
但虽然汉武帝在位期间在扩充国家疆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却也因为汉武帝的穷命黩武导致大汉王朝元气大伤，正所谓是自始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在其执政的后期，汉朝可谓是岌岌可危，风雨飘摇。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后世的很多史学家对于汉武帝这种好大喜功的行为也有很多的批评，就连汉武帝的很多崇拜者也意识到，由于四处征讨，导致这个天下户口减半的情况，付出的代价似乎确实是沉重了一点点啊。
所以基于此，近些年来很多汉武帝的拥趸开始吹捧汉武帝的所谓的“轮台罪己诏”，声称汉武帝不光雄才大略，而且知错能改，是历史上第一个发布罪己诏的皇帝，在意识到国家因为战争导致危如累卵的时候及时的改弦更张，由以前的穷兵黩武，改成了崇尚文教，休养生息。仅凭汉武帝知错能改这一点，也足以证明汉武帝伟大！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轮台诏真的是罪己诏吗？
汉武帝发布这封诏书真的是为了改弦更张、由之前的穷兵黩武改为休养生息了吗？
当然不是了，首先对于这样说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没有读过轮台诏这封诏书，第二他也不知道轮台诏是一封什么性质的诏书。
为什么说轮台诏不是罪己诏？
首先在说明罪己诏之前先澄清一个谣言，很多网上的人都在说轮台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所以很多人以这句话为依据称轮台诏为罪己诏，但其实轮台诏书中从没有出现过这句话，这句话只是据说出自于汉武帝封禅泰山时的口谕，而这句口谕也并没有在《汉书》中得到证实。事实上，直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后这句话才出现。而所谓的轮台诏里面则根本就没有这句话。
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这封诏书的发布过程和性质，以及它的具体内容来证明为什么轮台诏不是罪己诏。
首先这封诏书发布的历史背景是：经过汉初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大盛，到了汉武帝时期开始不断的发动战争，从而形成了汉武帝一朝穷兵黩武的政治路线。在这过程中虽然汉朝击败了匈奴，但连年的对外战争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为了维持征伐战争的进行以及巩固获得的胜利成果，国力消耗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此外由于不断地战争，导致汉武帝在不停的搜刮国内百姓的财富，最终导致大批的百姓食不果腹、弃地流亡，流民问题十分严重，一时之间大汉王朝内部是天怒人怨，盗贼盛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最终民众不堪压迫，发动暴乱。
再加上汉武帝讨伐匈奴的战争没有结束，接着又为了战马和控制西域征讨大苑，大宛之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因为用人不当，付出的代价太过昂贵。损失惨重，国力也受到重大损伤。
又由于汉武帝被术士江充等人误导，诬陷太子刘据用巫蛊诅咒汉武帝。太子在无法自辩的情况下被迫发兵起事诛杀江充，导致汉武帝以为太子企图谋反而派丞相带兵镇压。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这次巫蛊之祸导致数万人遇难，大量军功贵族与政治上层受到牵连被杀。
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中，汉武帝急需对天下的百姓有一个解释或者说需要做一场政治秀，来安抚天下百姓。
他本人虽然可能也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有那么一些后悔和痛心，但是他更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皇上的威严，于是这个时候轮台诏也就应运而生了。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你也就明白所谓轮台罪己诏是个什么性质了。
轮台诏的颁布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由于汉匈一直在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汉武帝又发动了和匈奴争夺车师的战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车师被征服。
之后桑弘羊和很多大臣联合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个奏章，主要内容为，提议在轮台地区，扩大屯田和移民规模，同时修建新的国防军事工程，希望能够进一步控制西域，在扩充自己实力的同时，也能通过西域对匈奴进行打击，而轮台诏就是汉武帝对上述奏章的答复。
可见所谓的轮台罪己诏其实就是针对的仅是在西域的具体政策和汉武帝想要做一场政治秀。
第二点从内容上来看，轮台诏也称不上是所谓的罪己诏。其中 大部分的内容是在回顾汉军对匈奴的作战原因和作战的经过。另外的一小部分否决了大臣们关于扩大屯田规模、增加人头税和派人刺杀匈奴的这些建议。
里面除了一些慰问的话语，和对汉军大范围的战死表达了悲伤之情外，没有任何的自责和反思自己的话，更没有罪己的意思。
这一点和其他皇帝的罪己诏是大相径庭，所谓的罪己诏主要是因为把诏书的焦点聚焦于皇帝自己身上，进行反思、自省才称之为罪己诏。而汉武帝的这封轮台诏书除了小部分的针对屯田等具体问题的否决外，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甩锅和为自己穷兵黩武来做辩解。汉武帝将作战失利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占卜和李广利。
比如诏书中说：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
意思也就是说，我被忽悠了，因军候弘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前后蹄，放在长城脚下，骑着马叫喊：‘秦人，我给你们分马。’”又汉朝使者被匈奴扣留的很久不得归来。所以我就派贰师将军征伐，以增强汉使的威信。
又比如他又在诏书中说：
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
古时候卿大夫做出决定之前，都要参照占卜，不吉利的话就不去做。当时我也曾把捆马书拿给丞相、御史大夫、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的都看了，甚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趟破奴等也看了，他们都说“匈奴人自己捆马，很不吉祥啊”。
我自己也曾查阅《易经》，进行占卜，显示的结果都预示匈奴将要失败。公车接来的方士、太史观看天象，和太卜占卦，都认为是吉象，匈奴必定要被打败，机会难得。又说率军北伐，硝山必克。所以我才派兵征伐匈奴的，汉武帝这段说辞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占卜不准的错误，不是我要穷兵黩武，而是占卜害了我。
至于为什么选择李广利领兵出征汉武帝仍然把锅甩给了占卜，他在诏书中说：
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
我当时对各个将军都算了卦，算出来的结果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最吉利，所以我亲派贰师将军进攻黼山，还叫他不要深入。但是仍然导致惨败！今天看来，这些计谋卦兆都与结果相反，实在是太误导人了。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李广利率领大军在外征战的时候，汉武帝却因为立储的原因把李广利全家都抓进监狱，结果李广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而打了败仗，最后投降了匈奴。但是所谓的罪己诏中，汉武帝对这种将士在外征战，他杀人全家的事而导致战争失败是只字未提，只是把失败的原因甩在占卜上！
类似的这样的话还有很多，总之汉武帝在这份诏书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罪己的话语，武帝也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唯一一句或许也就是那句朕之不明，接着话锋一转就开始把一切责任甩给占卜和李广利。所以从内容上来说，这也根本不能算作罪己诏！
其实在历史上轮台诏书颁布之后的上千年，也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所谓的“罪己诏”，《汉书》中也从未称《轮台诏》为“罪己诏”，仔细看其中的内容，其实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策略性调整，所以正因为这样班固才把它放在《西域传》中。
至于这封《轮台诏》被称为罪己诏，那已经是宋朝的事情了，而且从轮台诏变成罪己诏的历史过程看，由于班固和司马光等历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轮台诏进行涂脂抹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这封诏书为“晚而改过，顾托得人”，以及众多诗人，比如杨万里等文人在诗文中运用该典故，导致轮台诏被赋予悔过的色彩，最终才由一封普通诏书变成了罪己诏。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一帮御用文人在帮汉武帝涂脂抹粉罢了。
轮台诏意味着汉武帝从此改弦更张、休养生息？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汉武帝这封诏书也意味着汉武帝的政治路线有了战略调整，由之前的军事扩张，变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这种说法非常流行，原因在于不仅仅是很多的网友在一味地说，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就认为轮台诏是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由原来的崇尚武功改为崇尚文治，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轮台诏》的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确实是有他的合理之处，比如在诏书中除了以上的为自己辩解之外，尽管非常有限，但也确实体现了汉武帝一定程度的悔悟，并且否定了劳民伤财的屯田以及加税的提议。
比如在诏书中汉武帝说：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
以前有关部门奏请，打算增加民赋每人三十钱，以供给边疆费用。这是在加重老弱孤独人口的困苦。
又比如：
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
今天又有人建议在遥远的轮台屯田，还要筑亭开道，这是又是在扰乱劳累天下，不是使人民受到好处的作法。今天我不忍心听轮台屯田的话。
以及：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严禁官吏对人民苛刻残暴，停止官府增加赋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马复令，以补充边防的需要，但增补到边防需要就行了。
通过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汉武帝虽然没有 罪己的意思，但还是否决了桑弘羊这些大臣要在西域屯田这种劳民伤财的政策的，并且指出来现在不应该让官府增加赋税，而是要大力发展农业。也正是因为这些内容，使得很多网友以及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汉武帝政策转变的依据和表现。
但是还有很多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一点，比如著名历史学家辛德勇教授就认为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因为诏书中除了大部分的辩解之外，另外一小部分如上所言，仅仅是针对屯田政策的否决，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因为对外失利，汉武帝的一种权宜之计，而非全面的政策调整，事实上诏书中也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又比如历史学家杨勇对这一方面的论述更是透彻，杨勇在其文章《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一文中，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认为，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进行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
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从这一整体来看《轮台诏》乃至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直到武帝去世六年后，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
从对霍光主政时代诸项方针的考察中也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因此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轮台诏》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也就是杨勇教授认为，汉武帝大规模的征战四方的这种政策，和他对内用苛捐杂税搜刮财富以及用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是合为一体的，所以说苛捐杂税和酷吏政治本身就是为了大规模的征伐而服务的。但是汉武帝在颁布轮台诏后，汉武帝虽然 停止了对外用兵，但是他也仅仅是停止了对外用兵作战，其他延续的各种弊政并没有停止。酷吏政治以及各种敛财兴利之道并没有停止，所以基于此杨教授也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
至于我个人，我是更同意第二种说法的，也就是我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并不意味着全面的政策调整，由军事扩张改为休养生息。原因除了上面杨勇和辛德勇教授的观点之外，也在于轮台诏的性质本身就是一封借否定桑弘羊的屯田政策，而颁布的一封诏书。
这封诏书的主要作用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于针对诏书中桑弘羊劳民伤财的屯田等政策的否决，第二则是在汉朝危难之时，内部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演给天下人看的一场政治秀，并且辩解自身而颁布的诏书，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其中虽然表达了对于国家有一定的痛心，但是远远达不到所谓的政策转向、改弦更张的地步。
总结
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某些网友所吹嘘的轮台罪己诏，其实就是一封针对西域屯田制度，以及安抚人心的诏书罢了，虽然这封诏书中有他的积极意义，比如否定屯田、不要增加赋税，但是更多的是为自己辩解，根本谈不上是罪己诏。
而所谓的《轮台诏》中存在政治战略转向，这个话题也就见仁见智了，有的人认为确实是政治转向，有的人认为不存在。这个话题很难有定论，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他的根据和缺陷。
但是总体而言的话，很难说这封《轮台诏》就代表着完全的政治转向了，主要原因在于诏书的性质以及后续的变革跟进措施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