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均衡与政治进化：动态分析框架
重大变革就是一个个政治均衡被打破的过程，或者说是从政治均衡到政治不均衡的转型过程。
一种政治均衡，对各政治行为者来说，既可能是一种相对满意的状态，又可能是一种无力改变的状态。
一种重要的政治均衡被打破时，就是人类政治演化经历实质性变革的关键时刻。
从逻辑上说，人类进化史上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变革涉及三个环环相扣的关键问题：
第一，政治均衡是如何出现的？特别是，第一个重要的政治均衡是如何出现的？
第二，第一个政治均衡出现后是如何维系的？
第三，一个政治均衡又是如何被打破的？人类政治如何从均衡走向不均衡？或者说，与政治稳定相对立的政治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实力结构—制度规则—观念体系”机制与政治均衡
任何均衡，都可以被视为政治行为者通过博弈达成的相对平衡状态。
政治均衡可以被理解为统治者、统治精英和普通大众充分调动他们各自的资源与能力进行博弈后达成的一种结果。
总体上，首个政治均衡的达成，背后的决定性力量乃是不同政治行为者的实力结构。
一旦第一个政治均衡达成以后，主要政治行为者通常会选择建立一整套规则来确认此次政治博弈的后果，并进一步塑造一整套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
人是受其观念支配的政治动物，因此，观念的塑造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往往就会在政治演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政治行为者经过政治博弈达成政治均衡的时刻，在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中被视为一个个关键节点。
一旦政治行为者做出选择，新的政治均衡出现，后续的政治演化往往就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
美国政治学学者保罗·皮尔森认为，关键节点是非常重要的，路径依赖其实是关键节点触发的一种反馈机制，倾向于强化和重复过去特定的模式。
公元前3世纪末期的秦汉建制其实就是中国政治进化的关键节点。
一旦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模式形成，经由“实力结构—制度规则—观念体系”的强化机制，君主权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直到1840年遭受西方世界的冲击，中国政治进化的这种方向才得以扭转。
公元7—8世纪形塑的封建主义政治均衡，对欧洲政治进化来说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基于“实力结构—制度规则—观念体系”的机制，这种封建主义的政治均衡对此后欧洲乃至人类的政治演化产生了根本而深远的影响。
政治均衡的瓦解与新生
从逻辑上讲，一种政治均衡被打破主要有两种可能性。
首先是内部因素触发的政治均衡瓦解。这是因为许多政治均衡本身就包含着导向不均衡的内在机制。从理论上讲，并非所有的政治均衡都是自我强化型的，也有自我摧毁型的。例如绝对君主制、中国西周的分封制。
首先是内部因素触发的政治均衡瓦解。
从历史经验来看，触发政治均衡瓦解的最主要外部因素是三类：
一是经济因素，比如新的经济模式的出现；
二是技术因素，比如新技术的兴起，特别是跟战争有关的新技术的兴起；
三是军事冲突与战争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