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眼高手低，是一种精致的“自我破坏”
怎么打破完美主义的陷阱？
1. 完美主义倾向有一个关键的成因，“品位—技能差异”。也就是，你的技能追不上你的品位，怕自己做不到尽善尽美，于是索性不做。
2. 打破完美主义的陷阱，首先要拿出初学者的姿态，边做边学；其次，不要自我挑剔，人越放松，行动力越好；最后，还可以用自我对话来塑造潜意识，推动自己行动。
3.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完美主义绑架，这时最重要的不是继续思考，不是等待状态好转，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就算做得不完美，也比不做要好。
从一个有点让人意外的研究说起，虽然针对的是国外的现象，但放在国内的职场上也未必不成立。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相关机构发起了一项职场晋升意愿调查。按照通常的设想，这有什么可查的呢？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然是大家都想晋升啊。
但是，结果有点出人意料，有42%的员工表示，自己拒绝晋升。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不求上进？是故意谦虚？都不是。多数人给出的理由是，怕自己做不到尽善尽美。担心出错，于是索性不做。
可以回想一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担心不受欢迎，索性不和人说话。担心写不好稿子，干脆不去动笔。
用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这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陷阱。为了完美，反而放弃了机会。有句话据说是洛克菲勒说的，叫，“最好”是“好”的敌人，描述的就是这个状态。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知道完美主义倾向是怎么产生的。
是人们对自己要求太高？还是因为自尊心太强？这些理由都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认知科学里管它叫“品位—技能差异”。
说白了，你的技能往往追不上你的品位，你的双手往往追不上你的眼光。
比如，小朋友画画往往天马行空，他们可能会画紫色的树、会飞的大象，画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长大一点之后，他们的审美判断力提高了，就会否定之前的自己。他们会认为自己之前画的“那叫神马玩意”。然后他们就会停手，甚至退出江湖。
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人放弃某件事，未必是因为缺少天赋，可能是因为判断力领先了执行力。也就是常说的“眼高手低”。
而面对这种差距，大脑会本能地衍生出一种应对模式，叫做积极拖延。
也就是，我们会刻意绕开主线任务，去做一些周边性的“锦上添花”的工作。整天敲锣打鼓，但就是不干实事。比如，很多“准创业者”会反复听创业播客，学创业教程，但永远不会自己下场。“准博主”会反复分析别人的视频，但从不拍自己的视频。“准小说家”会花好几年构思角色背景设定，但并不真的写作自己的故事。
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在努力工作，但它的本质还是逃避。
更糟糕的是，你的大脑可能还会欺骗你，让你把计划的过程，当作执行的过程。
因为当我们“想象自己做成了一件事”的时候，神经系统给予的奖励和“我真的做成这件事”是差不多的。神经科学中，把这个现象叫做“目标替代”，大脑会让你从“想象的成就”中获得“接近真实的成就感”。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机制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比如，运动员、演说家、医生，在头脑中预演一遍自己的动作，确实能够提升实践中的表现。但是，这种强化只适用于已有的能力，假如一开始就不会这件事，想得再多也只是浪费时间。
最后，还有社交媒体的助推，我们看到的很多成果都太精致了，这会让我们误以为所有人都很完美，大家都没有遇到过困难或失败。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说过，平台改变了我们对知识的认知，我们会误以为学习的成果是立等可见的，艰难的过程是不存在的。这也会导致一个人无法忍受平庸的过程，进而无法行动，最终错过了所有机会。
在自媒体平台Substack上有位叫玛薇卡的博主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眼光过高是一种聪明的自我破坏》 ，描述的就是这个状态。
那么，怎么打破这种完美主义的陷阱？几个高手分享的实践方案，或许有用。
首先，拿出初学者的姿态，边做边学。
教育家约翰·杜威有个基本理论，叫做“从实践中学习”，做一件事的过程，就是学习本身。这最初是针对儿童教育的，但后来，很多人把这个理论运用在成年人的实践上。
比如，想学好沟通，第一步不是看书，而是先和人对谈。想从事写作，第一件事不是构思，而是先动笔。想做博主，与其去想完美计划，不如尽快发布第一支视频。
当然，第一步行动的过程中，也要控制好损失。可以做最小化的试错，但不要一上来就All In。
其次，不要自我挑剔，人越放松，行动力越好。
喻颖正老师分享了一本经典书，《心态制胜》，讲的是网球运动中的人生启发。
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两个自我”理论，自我1和自我2。
自我1，总想追求完美，因此常常紧张、挑剔自己。自我2，是本能直觉的自我，能在放松状态下自动学习，流畅发挥。完美主义之所以让我们停滞不前，就是因为自我1太过用力，阻碍了自我2的流动。
具体怎么办呢？《心态制胜》中总结了一套方法。
首先，不要评价自己做得怎么样，而是关注事实，关注我现在的具体行动。其次，明确目标后，不要死盯着结果，而是要保持放松，用感觉去引导自己行动。最后，持续练习，不要因为偶尔失败就责怪自己，习惯是靠重复慢慢养成的。
就像现役网球名将斯瓦泰克说的，完美主义者会走入死胡同，我的目标不是打得完美，而是在感觉不完美的时候也能获胜。
假如你觉得前面的方法麻烦，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叫，用自我对话来塑造潜意识，推动自己行动。
所谓自我对话，就是把你要做的事情，大声地说出来，说给你自己听。
大脑有个特点，就是熟悉优先，重复优先。就像对运动员来说，别人的加油远远不如自己的加油有效。
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或者想要改变的坏习惯。比如，想要戒烟，想要每天健身，想要每天坚持读书等等。注意，这必须是一个可以执行的行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愿望，比如你说我想发财，我想变美，这就不够具体。
其次，根据这件你想做的事，为自己写一句话，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对身份的陈述，后半句是带情绪的理由。比如，我是一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因为抽烟很臭。
然后，大声说出这句话，并且每天反复对自己说这句话。假如你所在的场合不方便说话，你可以录下这句话，用耳机播放给自己听。大脑熟悉你自己的声音，它不太会反驳熟悉的东西，说多了，大脑也许就会相信。
在这一步，你还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巩固。比如在这句话之前加上自己的名字，增加表达的庄重感。再比如，执行一段时间后，你可以罗列一下自己做这件事的好处，最好直接写下来，让大脑直观地看到这个好处，它会更认同你的行动。
总之，就像有一句话说的，Fake it until make it，借假修真，当你坚信自己能做到，你就真的能做到。
美国摄影师杰瑞·尤尔斯曼在佛罗里达大学的摄影课上，做过一项实验。他把学生分成两组。第一组把照片的数量作为评分依据，一学期交够100张照片就得A，交90张可以得B，交80张得C，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管这组叫，数量组。
而第二组是把照片的质量作为评分依据，对学生的拍照数量不做限制，最终只需要交上一张照片就行。而这一张照片的质量，就是唯一的评分依据。我们可以管这组叫，质量组。
然后，一个学期过去了。你猜猜结果如何？哪组学生拍出的照片更好？事实是，一学期结束后，最好的照片往往都出自数量组。
因为数量组没有心理负担，没有必须做到最好的执念，所以能痛痛快快地按下100次快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自发地认识到实际拍下的东西与想象的构图之间的差距，并且不断调整。而质量组为了拍出一张好照片，会花大量时间去研究理论，设想最好的结果，导致行动被严重拖延。对完美的执念，反而成了他们的阻碍。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完美主义绑架，这时最重要的不是继续思考，不是等待状态好转，而是立刻行动起来。就算做得不完美，也比不做要好。
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假如一个内在问题没有被你意识到，那它就会在外部对你产生影响，而你把它称之为命运。假如你不去面对那些让你无法行动的潜意识力量，它就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掌控你的人生。而打破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也许就是行动本身。
知识点二：教育孩子，爱是爱，规矩是规矩
1. 未成年犯罪不是单纯的个人或家庭问题，也是身体、心理、信息三个环境失衡的结果。
2. 未成年犯罪最重要的防火墙，依然是心理健康。而亲人的陪伴、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班主任的公平程度等都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3. 青少年犯罪的处理不是简单的宽严之争，而应该采取“严厉的爱”的方式，即在关爱的基础上保持原则和底线。
青少年犯罪的时间为什么会提前？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过去几年，市面上有这么几种流行的说法。
首先，很多人会把问题归结到一类染色体变异上，也就是这些年非常流行的那个词，超雄。超雄全称叫“超雄体综合征”，是一种只影响男性的染色体变异。
但事实上，科学研究早就发现，超雄体不能等同于什么“天生坏种”。部分超雄的人有一定概率，在智力层面上得分略低。注意，是“部分的人+一定概率+得分略低”，并不是全部如此，而且其中的“部分人”也远远达不到所谓“低能”“弱智”的程度。
因此，把青少年犯罪甩给超雄，这肯定行不通。而且随着相关的知识普及，人们也渐渐摘掉了对超雄的有色眼镜。
那么，既然责任不在这里，又在哪呢？
很多人认为是手机惹的祸。认为手机给孩子造成了信息轰炸，孩子接触的信息太多太杂，就容易胡思乱想，走上错误的道路。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但不全面。
要知道，信息过载这个事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回顾历史，几乎每个时代的人，都面临过所谓的信息过载。
当年古人用竹简取代龟甲兽骨，导致传播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从而带来了一大波信息轰炸。庄子就曾经看着堆积如山的典籍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还有北宋时的活字印刷，15世纪欧洲的古腾堡印刷机，这些技术在当时都触发了信息过载。
但这些技术诞生的时期，并没有关于青少年犯罪率提升的记载。反而是有不少观点认为，信息的传播有利于教育的普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青少年行为，而不是导致犯罪率上升。
那么，又该怎么解释未成年犯罪的问题呢？看看专业人士的观察。
王淑安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解释，未成年犯罪增加的背后，是三个环境的失衡，分别是，身体环境、心理环境、信息环境。
简单说，现代的未成年人由于物质丰富，在身高体重方面都快速发育，这给犯罪行为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高度发达的信息环境里，能在互联网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内容。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心理水平又没有跟上，于是就可能受到消极影响。
回顾历史，心理、身体、信息，这三个因素的波动一直存在，但它们之间的落差，也许很少有机会达到今天的程度。说白了，身体机能、主观自觉、外部干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变得脆弱了。
注意，可不是要为谁开脱，错就是错，这没什么好说的。重点是，看看社会层面上可以怎么缓解这个问题。
王淑安教授把青少年犯罪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好奇模仿型，指的是受到他人教唆，或者模仿影视剧行为的犯罪。第二类，财物型，就是为了钱。第三类，恶作剧型，指的是为了寻求刺激，自己觉得自己是在玩，但实际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第四类，情绪型，也是最常见的类型，他们一般是受到外部刺激后，产生内心失衡，进而产生犯罪。
这四种类型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心理健康。换句话说，未成年犯罪最重要的防火墙，依然是心理健康。
那么，怎么才能让这堵防火墙变得更结实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两份专题报告，《2024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
报告里提到了这么几个重点。
首先，亲人陪伴，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根据最高法的数据，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未成年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孤儿的案件占比超过30%。
父母都外出的青少年当中，存在抑郁风险的占比超过29%。即便是父母当中只有一方外出，抑郁的风险也超过27%，远高于非留守青少年。
而且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沉迷手机的概率也更高。在我国农村地区，46.1%的学生已经接近“不能忍受没有手机”的状态。43.8%的学生是“即使不使用手机也会一直想着它”。其中，初二女生表现出最强烈的手机沉迷倾向。
同时，父母关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父母关系越差，孩子抑郁的风险就越高。而其中母亲的影响权重高于父亲，被母亲高度情感忽视的青少年中，有超过40.1%的人存在抑郁风险。相应地，亲子交流频繁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风险都更低。
其次，学校中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第二大关键因素。
比如，缺乏朋友关心的青少年，抑郁风险更高。认为朋友从不关心自己的青少年中，有30%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而认为班级同学关系很差的青少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处于抑郁高风险状态。而随着朋友连接频率的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会明显下降。
另外，在学校环境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班主任的公平程度。根据调查，班主任公平程度越高，学生抑郁风险就越低。在一个班主任高度公平的班级里，抑郁和焦虑风险比例分别是12.3%和8.2%，但是在班主任公平度“较差”的班级里，抑郁风险提升到了41.9%，焦虑风险提升到了24.6%。而在班主任公平度“很差”的班级中，抑郁的风险达到了44.9%，而焦虑的风险达到了31.3%。
换句话说，班主任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深刻。
最后，心理健康也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没有抑郁风险的青少年中，超过80%的人认为学习是个积极的事。而在抑郁风险高的青少年中，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了一半左右。这也意味着，假如一个学生心理压力过大，那么他不太可能真正喜欢上学习，对他来说学习带来的煎熬要大于收获。
对于前面这些问题，各个领域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由心理问题引发的青少年犯罪。应该怎么给予帮助呢？市面上有两派常见的观点。一派认为应该疏导，应该教育，应该做“爱的感化”。另一派认为应该严厉，应该适当惩戒。说白了，一边是慈母，另一边是严父。这两派之间各有各的观点，也很难说服对方。
到底谁更有理？事实上，根据目前的研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二者结合。之前英国学者曾经做过一项社会调查，他们让社会工作者和问题青少年一帮一组队。结果发现，效果最好的组队都秉持着一个原则，叫“爱是爱，规矩是规矩”。也就是，这些社会工作者都很关心这些青少年，但同时在一些规矩上又很严厉。就像球队的教练一样，他们爱自己的队员，但一旦队员犯错，他们也会毫不手软地惩罚。
在管理学上，这个状态有个专有名词，叫，严厉的爱。严厉的爱，本质依然是爱，只不过是有原则的爱，有底线的爱。也有人把它诠释成一个行事标准，叫“因为有爱，所以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