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剿”“抚”“剿”的回旋
四 琦善与广东谈判
琦善与伊里布旨趣相投，却没有伊里布的那份幸运，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条。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还价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
真正有资格发言的是巴麦尊和道光帝，义律和琦善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应受之操纵。若按照两位牵线人的本意行事，那么，双方一经交涉就应立即开战，完全用不着如此许多的啰嗦。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于是，义律和琦善都利用这小小的松弛，一轮又一轮地交涉，演出了双方导演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战败的现实，似乎使琦善尚有幻想的头脑变得冷静了：自己原来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他先前稳妥有序的手脚，却不免慌乱失措。
琦善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不仅继续“收受”英方的照会，“遣人”与英方交涉，而且亦改变先前拒绝会面的做法，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此后，琦善如同前面所叙的伊里布，全靠谎言来维持日子。
由上可见，最晚从1月20日起，琦善一直对抗道光帝的谕令，拒不攻“剿”，坚持用和谈来解决争端。而到了此时，新的将军、参赞即将到来，换马已成事实，他被黜只是时间问题，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准备武装抵抗。为此，他还在2月14日奏折中向道光帝保证：“此后该夷再来投文，自应遵旨拒绝。”后来的事实表明，琦善对和谈还不死心。
作为一名臣子，琦善完全知道抗旨的风险。但他坚持和谈，一方面是出自自信，以为自己既可以说服道光帝又可以说服义律，这一点是虚幻的；另一方面是出自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事实。与伊里布的支支吾吾不同，琦善在奏折中是真话实说，反复上陈。这也是琦善唯一可贵的地方。
五 虎门大战
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是1835至1839年，其总设计师为关天培。
关天培的三重门户设想，重点在第二重门户，即上横档岛一线，尤其以横档东水道为著，炮台火炮，泰半设于此处。
经过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战时，虎门地区的清军兵勇总数达到11000名以上，[插图]而英方又称，在虎门地区共缴获大小火炮660位以上。[插图]以此兵、炮数目与前相比，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琦善并没有削弱虎门的防御力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力量。
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当然，还须说明的是，尽管琦善对虎门防御作过如上的努力，但并不相信这些努力会奏效。
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很明显，关天培此时已无战意，更倾向于谈判，甚至用“未有不成之事”这一含混的许诺，要求英方退兵，并以退兵为和谈的前提。
关天培英勇地战死了。人们由此称颂他精忠报国。当他的遗骸由家仆领走时，英舰亦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了，而后人只是一味赞美，以激励人们效法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在义律和道光帝夹缝中求生存的琦善，同时受到义律和道光帝的猛击。他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道光帝的一名奴才，荣辱性命全捏在道光帝的手中，到此只能毫不含糊地转向，以适应道光帝的脾胃。
